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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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交通肇事罪的立法完善
—— 兼谈饮酒驾车是否构成犯罪
滕传枢
近期来，媒体上特别是网络上议论得沸沸扬扬的一大热点问题是危险驾驶问题。自三个月前杭州胡斌飙车撞死人一案发生后，有成都两位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增设“饮酒驾车罪、醉酒驾车罪”， 7月23日成都中院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醉驾者孙伟铭死刑，引发四川五名律师上书最高法院建议“刀下留人”，7月24日最高法院召集专家研讨会研讨危险驾驶问题，8月4日晚杭州再次发生一打工妹被酒后驾车者魏志刚撞死在为警示“70码”事件而设立的“爱心斑马线”上。一时间，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应如何正确分析与对待当前热议的危险驾驶的司法审判和立法完善问题，我提出如下管见，盼能对司法和立法的工作有所裨益。

一、讨论“危险驾驶该怎么判”应先明确两个前提
民众对同样是驾车撞死人的胡斌被判三年，而孙伟铭被判死刑议论最多、难以理解。白岩松前两天在电视上读了个“灰色段子”：在杭州，你是可以飙车的，因为即使撞死人最多三年;在成都，千万不要再酒后驾车了，因为如果撞死人的话，你就容易判死刑;在南京，最近一段时间先别酒后驾车，因为究竟怎么判现在还不知道，观望观望……这是什么?这就是信号灯乱闪之下，驾车者心态的现实映照。
这种心态是从感性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的反映，而“怎么判”是一个很专业的法律问题，必须从理性的角度出发。讨论这个问题应先明确两个前提。
一是，每个案件都有自己的案情。即使是同一性质、同一罪名的案件，其具体罪行、情节、影响量刑的因素是不一样的，不应盲目类比，更不能以地区划线。还有一个“法条竟合”问题，即同一个行为可以适用二条以上的法律条文。孙伟铭驾车撞死人的行为，既可以适用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的法条，也可以适用刑法第115条“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条。贵州习水县5名公职人员嫖宿幼女的行为，既可以适用刑法第236条“奸淫幼女罪”的法条，也可以适用刑法第360条“嫖宿幼女罪”的法条。就是典型案例。
二是，司法审判只能依据现行有效法律。如果是立法上有不足甚至不妥，那是今后修改法律的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现行有效法律，更不能以某种“道理”、“形势的需要”或“舆论的呼声”等作为判决依据。否则，就不是法制社会了。

二、对5起驾车撞死人案件的比较分析
近期5起驾车撞死人案件的比较（依据媒体资料）：
序 地区 被告人 主 要
案 情 损害
后果 备 注
1 杭州 胡 斌 超速 1死 赔偿113万余元，被以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3年。

2 成
都
孙伟铭 无证、超速、醉酒、逃逸 4死
1伤 赔偿10万余元，被一审以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死刑，已上诉。
3 郑州 傅 ? 酒后、 自首 3死
8伤 被以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逮捕，待起诉。
4 杭州 魏志刚 酒后、超速 1死 罪名待定, 待起诉。
5 惠
州
李国清 泄愤,向社会报复 4死27车受损 被以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受审，待宣判。
刑事处罚的基本原则是以被告人对社会造成的客观危害后果的大小和主观恶性的大小作为标准的。从上表可知，5起案件的案情差异是相当大的。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由大到小排列应是：李国清、孙伟铭、傅?、魏志刚、胡斌。其中李国清案是特例，这是明显的直接故意犯罪，其性质与量刑与故意杀人罪同等，对此类案件下文不再讨论。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除李国清之外前3名被告人是酒后甚至醉酒，这与没有喝酒的胡斌在主观要件上有质的区别。喝酒前行为人的意识是清醒的，他应当知道自己喝酒之后驾车会导致危害后果的发生，却仍为之，这就构成了法律上的“放任危害后果发生的间接故意”。没有酒后驾车的人所犯的交通肇事罪主观上属过失。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有质的区别，在处罚上差距很大。过失的交通肇事罪的量刑原则上应与过失致人死亡罪持平（最高为7年徒刑）；而故意的交通肇事罪的性质则已转化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了（最高为死刑），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类似。故意犯罪又有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之分，其主观恶性不等同。酒后驾车的人所犯的交通肇事罪主观上属间接故意，与直接故意的杀人、伤害在量刑上应有所区别。所以，法院对胡斌的判决应该说没有错误。法院对孙伟铭的罪名认定是正确的，但处以极刑的判决显属过重（可能是受舆论影响的结果）。从刑罚横向平衡的角度看，对这类犯罪处以无期徒刑已经足够了。

三、对危险驾驶问题的立法意见与建议
(一)现行刑法已经能够涵盖危险驾驶导致的犯罪
对危险驾驶所导致的犯罪, 现行刑法可以适用的法条和罪名是刑法第115条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刑法第133条的交通肇事罪。这两法条和罪名其实已经能够涵盖危险驾驶所导致的所有犯罪。只是因为理论界对饮酒驾车、醉酒驾车应属“放任危害后果发生的间接故意”的研究长期缺失，司法实践中对驾车撞死人都按交通肇事罪处理，交通肇事罪又长期定位为过失犯罪（其实，交通肇事罪在“九七”刑法中增加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罪状之后，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过失犯罪了）。加之第115条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只是一个“补漏”的罪名，实践中往往不用它。从而，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和茫然状态，以致对驾车撞死人的案件出现量刑偏轻偏重的失误。
（二）对完善交通肇事罪的立法建议
目前舆论普遍认为，或者提高交通肇事罪量刑标准，或者在“偏轻”与“偏重”之间增设一个“危险驾驶罪”，以从长远遏制“马路杀手”的泛滥。当务之急是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和法律适用作出相关司法解释。
这些意见虽都有一定道理，但均不无偏颇。
首先，增设一个罪名应该是在现行刑法不能涵盖危险驾驶所导致的犯罪的情况下才这么做，现实的情形并非如此。更重要的是“危险驾驶罪”虽在英国、台湾等个别国家和地区的刑法中有先例，然此罪所惩罚的是一种犯罪预备（即客观上尚未产生实际损害后果，所惩罚的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日本刑法于几年前增设的“危险驾驶致死伤罪”，则仍是以客观损害为构成要件的。我国刑法除了对个别直接故意的恶性犯罪（如杀人罪）的犯罪预备作为犯罪惩罚外，对一般的直接故意犯罪的犯罪预备均不作为犯罪惩罚，更没有对间接故意犯罪的犯罪预备作为犯罪惩罚。如果把尚未产生实际损害后果只要饮酒驾车都作为犯罪惩罚，不仅理论依据缺失，犯罪构成扩大化，实践中必然导致惩罚扩大化。正如《南方周末》报道的，一位有10年执法经验的交警告诉记者的话：“如果中国规定了危险驾驶罪，恐怕要大规模盖监狱；单是醉酒驾驶的，目前的监狱可能都容不下”。所以，饮酒驾车、醉酒驾车未造成实际损害后果的行为，只宜在治安管理范围内处理，不应定为犯罪实施惩罚。
其次，对危险驾驶的立法完善不是一句“提高交通肇事罪量刑标准”就能解决的问题。相关司法解释并非没有，最高法院法释[2000]33号即是，也只是一个需要完善的问题。
我的建议是用“微调”的办法，即修改刑法第133条，以完善对危险驾驶的立法。修改后的条文如下设置：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服用毒品、麻醉药品、酒类或者其他相类之物驾驶，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醉酒、麻醉后驾驶，逃逸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文中加粗字为增加的内容。
这样修改，不仅涵盖了交通肇事罪的所有罪状，而且符合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的理论，与刑法第115条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刑法第232--235条的杀人罪、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相协调。该罪的三个档次都是以“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为前提。酒后驾车或其他危险驾驶行为只是作为加重情节。其他危险驾驶行为在条文中不宜也不可能穷尽罗列（例如飚车等），但已包含在“其他特别恶劣情节”之中。

2009-8-8 于海口

载于《海南律师》杂志2009年第2期（总第15期）
贪污受贿性质之界定

陈小林


贪污罪和受贿罪，是《刑法》中规定的独立犯罪，虽说区别明显，但刑法史上，受贿行为曾经包括在贪污罪中，在习惯上人们也将贪污罪和受贿罪相提并论。司法实践中，贪污罪与受贿罪的区别也并不总是一目了然，有时难以区分。如：“迂回”占有、经济往来中的回扣以及《刑法》第394条规定的对公务礼物的占有，笔者就这几种情况下如何区分贪污罪和受贿罪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一、“迂回”占有行为的界定
“迂回”占有指国家工作人员，将自己管理、经营的公共（国有）财物以“合法”形式转给他人，然后再由他人送回其个人的行为。它与受贿罪包括行贿往往容易混淆。粗一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使他人获得了利益，他人也给予了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符合行贿受贿罪的特征，应以受贿罪定罪，但经认真分析，实质上是贪污行为，应以贪污罪定罪。因为《刑法》第382条第3款规定，内外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如某建筑工程公司项目经理徐某承包了某国有化工厂扩建土石方工程。施工过程中，徐某认为工程单价太低，找到该厂基建负责人张某，要求提高工程单价，并向张某表示到时不会忘记其好处的。张某认为提高工程单价不好办，对徐某说：到工程验收结算时再想办法。 工程验收结算时，张某、徐某伙同该厂负责工程施工、验收结算的工程师赵某共同操作，在验收结算时虚增工程量，徐某从该厂多领得工程款10万余元。徐某领款后付给了张某3万元、赵某3万地，给人的假象，徐某的行为属行贿，可实质上，张某、赵某、徐某属贪污共犯。因为，第一，从张某非法占有财物的方法看，他并不是向徐某索取或收受财物，而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赵某与徐某内外勾结，伪造结算单据，共同向本厂虚报冒领。第二，从财物所有权看，多给的10万余元工程款并不是徐某所有，而属于该化工厂所有的工程资金，徐某自己并没有拿出财物向张某、赵某行贿。
二、回扣性质的界定
经济往来中，从事经济管理活动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贪污或者受贿，都可以通过回扣、手续费等形式表现出来。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混淆，难以区分。行为人在为本单位购买货物时，将卖方从购货款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回送的款项（即回扣）占为己有的行为，可以根据卖方给予的回扣是否符合规定来加以区分，即如果是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国际惯例的回扣、手续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而予以侵吞的，应以贪污罪定罪；如果是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或者国际惯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私自索取、收受回扣、手续费的，应以受贿罪定罪。那么，对于行为人在为本单位购买货物等经济活动中，以高于实际成交价格的价格签订合同，由对方以回扣、手续费等名义将多出的款项返还给行为人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呢？笔者认为，这种行为应以贪污罪定罪，如果是双方恶意串通提高合同标的价格，然后将抬高的差价私分的，应以共同贪污论处。如刘某是某国有企业业务员，为本单位采购办公桌200套，以每套高于实际讲好的价格160元的价格签订购买合同，合同履行后卖方将多出的32000元钱以回扣形式付给刘某，应定贪污罪。因为，首先，行为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公共（国有）财物的目的，客观上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骗取公共（国有）财物。其次，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物是其本单位的财产。
三、占有公务礼物行为的性质界定
《刑法》第39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该交公而不交公，数量较大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如果这些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物后占为己有，同时又利用职权为送礼人谋取了利益，应如何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贪污行为，也可能是受贿行为。
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区分贪污罪与受贿罪，应先分析是否构成受贿罪，如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可以构成受贿罪，那么还是以贪污罪处理为宜。但在司法实践中要注意，这种情况认定为受贿罪的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送礼 虽在当时未向当事人请托某个事项，但事后即明确请托，受礼主也予以承诺的，即具有“权钱交易”的本质。二是受礼人为送礼人谋取的利益是非法利益。如某市国家税务局局长周某在应邀参加某企业生产经营座谈会时，该企业以会议礼品名义送给周某价值15000余元的手提电脑一台，其他与会人员礼品价值只有千元左右，周某收后未将电脑交公。事后不久，该企业负责人找到周某要求为其企业减免税收，周某在该企业不具备减税条件的情况下，仍给该企业减税10万元。本案中，周某尽管是公务活动中收受礼品，但其他参与人员未收到同样贵重的礼品，由此可见，该企业向周某馈赠贵重礼品是有目的的，尽管当时该企业没有提出减税要求，周某也没有作出有关承诺，但但主照不宣的。在该企业提出减税要求时，周某明知该企业不符合减税条件的情况下予以减税，为该企业谋取了非法利益。因此，周某收受他人“礼品”占为己有，并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了非法利益，完全符合受贿罪特征，应以受贿罪定罪。

作者单位:上高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