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
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已由青海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1999年5月2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1999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把大气污染防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合理规划工业布局：鼓励、扶持清洁能源、清洁生产的发展，组织开展防治大气污染的科学研究，推广和应用先进适用科技成果，发展环保产业。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按国家和省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控制污染物排放，组织完成大气污染防治任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植树造林、城市绿化工作，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大气环境质量。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大气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对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与管理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提出各排污单位控制污染物种类、数量、浓度、削减时限，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下达。排污单位必须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削减任务。
第八条 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必须依法向所在地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登记，办理批准手续，按规定的种类、数量、浓度排放污染物；排放情况有重大改变的，必须按时限要求重新申报。
第九条 大气环境污染较严重的地区，应限制建设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项目；人口集中区、文教科研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机场、大气本底现象台以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不得新建、扩建、改建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项目。
经批准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应当安排在对城乡居民生活区污染影响最小的方位；生产区和生活区之间应保持必要的卫生防护距离。
第十条 新建、扩建、改建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必须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制定防治措施。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计划、土地、建设等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办理有关手续。
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其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必须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使用。
第十一条 建有大气污染物防治设施的单位，必须保证设施的正常运行。其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确需拆除或闲置以及因故障、检修等无法正常运行的，应当及时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以减轻污染。
第十二条 凡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规定标准而造成污染的单位，必须限期治理；在限期治理期间应定期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治理进度，按期完成治理任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对限期治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凡有可能发生污染事故或其他突发性事件而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的单位和区域，必须制定应急防范措施。
造成大气污染事故、危害人体健康的单位，应当立即采取防治大气污染危害的应急措施，同时通报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居民，进行必要的疏散和防护，并报告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接受调查处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尽快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
在区域大气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和安全的紧急情况下，当地人民政府应立即通报本地区单位和居民，并采取包括责令排污单位停止排放污染物等强制性措施。
第十四条 凡被国家或本省公布限期淘汰的严重污染大气环境的工艺和设备，从公布执行之日起，原使用单位必须严格按规定限期淘汰，不得转让。
第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技术监督部门负责组织对本省企业生产的环保产品及进入本省的省外环保产品适用性能的认定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销售或使用未经认定的大气污染防治设备。
第三章 大气污染的预防与治理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根据本地实际，统筹规划，制定措施，发展和推广使用成型煤、煤气、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太阳能、风能和其他清洁能源，逐步替代直接燃用原煤。
城市市区内饮食服务业经营者和一切单位的茶水炉、食堂炉灶禁止直接燃用原煤。
第十七条 城市和人口集中的城镇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城镇集中供热和联片供热规划，并组织实施。
新区开发、新建工业区和老城区改造应统一实行联片集中供热，不得再建分散的供热设施。集中供热设施应当与建筑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交付使用。
有条件使用天然气的城镇在新区开发、新建工业区和老城区改造时，应在住宅和工商业用房预留输气管线。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统一规划，并组织实施城镇烟尘控制区建设工作。烟尘控制区内各种炉、窑、灶和工业生产设施排放的烟尘，不得超过国家和本省规定的烟尘排放标准；超过排放标准的，必须限期治理或改造。
第十九条 严格限制排污单位向大气排放含有毒物质的废气、粉尘和恶臭气体；确需排放的，须经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经净化处理达标后排放。
第二十条 在城镇居民生活区内，禁止新建向大气排放汞、铅、砷、氟、氯、硫化物等有毒物质的项目和排放恶臭气体的项目；已建成的项目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关闭或者搬迁建议，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一条 禁止土法炼砷、硫、焦、汞、油、铅、锌及土法选金。
新建硅铁、电解铝等冶炼企业，必须有配套的消烟除尘设施，大气污染物不得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已建项目无消烟除尘设施的应限期治理，在限期内不能治理的予以关闭、停产或转产。
第二十二条 在城镇道路、广场和其他公共场所进行清扫活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方式和要求进行，防止扬尘污染。
城市市区内的建筑施工单位，在作业时对施工现场必须采取封闭、洒水等措施，防止灰尘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第二十三条 禁止在城镇人口集中区焚烧沥青、油毡、焦油、橡胶、皮革、树叶、农作物秸杆、垃圾和其他产生有毒有害气体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确因特殊情况需焚烧或焚烧假冒伪劣商品、毒品的，须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经批准后，到指定地点焚烧。
因建筑施工需要在城镇市区内熔化沥青的，必须使用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密闭设备。
第二十四条 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从事经营性的露天喷漆、喷涂、喷砂、制作玻璃钢和机动车磨擦片以及其他对大气散发污染物的作业。
第二十五条 运输、装卸、贮存能够散发有毒有害气体或者粉尘物质和散装物料的机动车辆，必须采取密闭或覆盖、喷淋等防护措施，防止有毒有害气体和粉尘散发、泄漏、抛洒。
第二十六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公安、交通、铁路等管理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协助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进行监督管理。
严格控制机动车排气对大气的污染。鼓励推广使用机动车清洁燃料，在国家规定期限之日起，停止使用含铅汽油。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按下列规定
处以罚款：
（一）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经营性活动的，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属于非经营性活动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造成大气环境污染危害的单位或者个人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情节较重的，对有关责任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政府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重大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三十条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视其情节和后果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1999年7月1日起施行。
1999年5月21日
民事侵权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发生，尤其在目前举国烦躁的环境下，侵权事件越来越多。而对被侵权人的赔偿范围，又因诸多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差异性，变得扑朔迷离。特别是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2〕21号）对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的赔偿范围的解释，使被侵权人在诉求过程中增加了不必要的诉讼风险。
因此，对于这一问题进行探析，有助于维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
侵权赔偿范围相关规定的变化及其蕴含的立法倾向
1、《民法通则》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的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该规定没有涉及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抚慰金等。
这是由于《民法通则》颁布于1986年，是在文革“砸烂公检法”后恢复正常法律秩序不久制定的，比较粗放，具有纲要性质，且对被侵权人的保护意识不强，所以对于赔偿范围规定得较少。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6条：“赔偿的生活补助费应补足到不低于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的标准”的规定，该“生活补助费”显然与残疾赔偿金的标准相差甚远，不具有残疾赔偿金的赔偿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
该规定已经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予以列举，同时列举的还有“生活补助费”、“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这就进一步说明《民法通则》中的“生活补助费”，不具有“残疾赔偿金”的性质；而且，“残疾赔偿金”与“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不是包含或者交叉关系，受害人可以同时主张“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的生活费”。这就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
3、《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侵权损害赔偿范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相同。不仅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赔偿范围后，同一条款同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为：赔偿范围不受加害人是否受到刑事诉讼或者制裁的影响。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生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的规定，不仅对“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予以并列列举，而且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也予以明确。这充分说明“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各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意义，是对受害人不同损害的补偿，相互之间不存在交叉或者冲突。
5、《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仍然作为赔偿的范围。但是，没有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予以列举是一个倒退，是对受害人权利的漠视。
从上述的规定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赔偿的范围逐渐增加和具体。由此可见，立法者越来越倾向于保护被侵权人，使得被侵权人在受到伤害后获得较多的赔偿，不仅弥补其造成的损失，也对其精神有所抚慰。
但是，赔偿的标准还是过低，对被侵害者的保护不够充分，也使得侵权人违法成本过低，起不到惩戒作用，从而不能有效减少侵权事件的发生。
残疾赔偿金的法律性质
残疾赔偿金不仅仅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而是对受害人的综合补偿。
有学者认为，残疾赔偿金是对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这一观点是偏颇的。
首先，如果残疾赔偿金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则必须根据受害人生前收入状况来考虑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具体数额，这就必然是千差万别的，而不是目前仅仅根据户口类型确定赔偿数额。
其次，众所周知，构成残疾未必影响劳动能力，如果不影响劳动能力，就无所谓未来收入损失的说法。
目前除交通事故外，民事侵权的伤残鉴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06年发布的《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06）作为定残标准。根据该标准，很多症状构成伤残，但是不会影响劳动能力。例如：“开颅手术后无功能障碍”、“颈部瘢痕畸形，不影响活动”、“全身瘢痕占体表面积≥5%”等症状均构成九级伤残，但是并不丧失劳动能力。因此，此类伤残不会导致未来收入减少。如果如某些学者的观点，残疾赔偿金是对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那么，受害人未来收入并不减少的情况下是否就无需支付残疾赔偿金？显然，无论是否影响劳动能力，也无论是否未来收入有损失，只要构成伤残，就必须支付残疾赔偿金。
所以，残疾赔偿金不仅仅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而是对受害人的综合补偿。是受害人受伤致残后自身产生心理负面影响甚至自卑情结或者他人对受害人产生负面感觉或者评级的一项综合弥补。
残疾赔偿金不应当分三六九等。
既然残疾赔偿金不仅仅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而是对受害人的综合补偿，就应当不分户口类型或者地域等因素而统一赔偿标准。
目前司法实践是按照受诉法院的不同或者居住地的不同以及户口类型的不同而确定残疾赔偿金的数额的。这是有悖立法初衷和公平原则的。
从法理角度看，既然人生而平等，那么，同一等级的残疾赔偿金就应当一样。此点，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的规定，就是对生命同价的最好诠释。
户口类型本来就是中国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户口制度是倒退和违背普世价值观的，况且，户口类型并不是收入多少的依据。因此，以户口类型来确定残疾赔偿金的数额是非常值得诟病的。
“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不应当包含于“残疾赔偿金”之中。
因为不同的受害人所抚养的对象多少和情况各有差异，对于受害人需要抚养的对象较多的情况，也许“残疾赔偿金”还不够支付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如果该受害人丧失了劳动能力，残疾赔偿金的救济作用就非常有限，更谈不上是实际损失的赔偿，此时，受害人及其整个家庭的生活必然立即陷入困境。
所以，受害人只要构成致残，就应当获得残疾赔偿金，而因此丧失劳动能力的，必须另外获得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换言之，受害人构成伤残未必丧失劳动能力，丧失劳动能力未必就一定有被其抚养的对象，所以说，“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是对伤残者不仅丧失劳动能力且又有需要抚养的对象的特殊情形的补偿费。如果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包含于“残疾赔偿金”之中，对于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有子女需要抚养的受害人，即使获得残疾赔偿金，而该残疾赔偿金又是按照农村标准，其家庭必然处于悲惨境地，甚至无法生存。
所以说，取消“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的赔偿项目，或者说，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包含于“残疾赔偿金”之中。都是违反公平原则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如何理解（法释〔2012〕21号）所规定的赔偿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2〕21号）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的规定，没有将“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予以列举，那么，是否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就不予支持呢？
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应当得到法院支持。
首先，对于“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没有予以明确排除。而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则是明确排除精神损害抚慰金。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采取不同态度。
其次，根据对“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中的“等费用”的语义理解，造成被害人残疾或者死亡的，不仅仅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或者丧葬费。
其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已有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的规定，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应当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而根据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是必须赔偿的。
所以，虽然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没有对“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进行列举，在适用法律时应当依据民事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
另一方面，正义不仅是法律的重要价值要素之一，同时又是法律的评价体系。从伤情鉴定规则和伤残鉴定规则比较来看，伤残级别较高的才能构成轻伤或者重伤，加害人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被害人死亡的，加害人更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刑事附带民事不支持“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其结果便是受害严重的反而得不到应有的赔偿，这与社会正义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考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应当得到支持。
（法释〔2012〕21号）给受害人带来的诉讼风险
虽然，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四款有：“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的规定，但是因为该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列举“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就会导致法官在适用该司法解释时行使自由裁量权。如果受害人就赔偿问题没有达成协议，就会冒法院不支持“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的风险。同时，因该司法解释没有列举“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赔偿项目，即使受害人愿意与加害人就民事部分达成和解，在协商具体数额过程中，受害人同样处于劣势地位，其结果必然导致赔偿数额过小，从而，违背法律的公平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在出台该司法解释时也许初衷是为了防止产生空判，即避免判决书中判决数额因加害人的赔偿能力有限而无法实际履行的情形。
但是，该司法解释显然是因噎废食，顾此失彼的。虽然过去确有判决得不到完全履行情形，但是，明确“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赔偿项目却实实在在地维护了绝大多数受害人的利益，使损害和赔偿基本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因此，该司法解释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利益，加大受害人的诉讼风险，使弱势群体更弱，因而该司法解释条款属于恶法性质。
（法释〔2012〕21号）对惩治犯罪造成的负面影响。
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犯罪分子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与其所犯罪行相适应。
同时，量刑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进行客观量刑。
但是，由于（法释〔2012〕21号）没有列举“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赔偿项目，导致受害人担心依法判决时“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得不到法院支持，所以，为了获得应得的赔偿金，就积极谋求民事部分和解。而在协商过程中，加害人掌握了受害人的心理，于是就肆无忌惮地要求受害人出具谅解书。正如加害人所预料的一样，受害人为了获得该赔偿款，只能违心地谅解加害人，甚至违心地要求法院对加害人适用缓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赔偿和被害人的谅解都是重要的从轻情节，被害人出具的要求法院对加害人适用缓刑的申请，更是法官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的重要理由（此点也无形中为法官徇私枉法提供便利）。
结果显而易见：在赔偿数额并没有实际增加的情况下，因被害人的违心谅解和要求对加害人适用缓刑的申请，使得犯罪分子被重罪轻判，且冠冕堂皇。
孔子在几千年前就作出警示世人的发问：“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