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市职工名册登记备案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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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河北大学飙车案

吴伟增


　　案情： 2010年10月16晚21时40分许，在河北大学新校区易百超市门口，一辆牌照为冀FWE420的黑色轿车撞倒两名穿着轮滑鞋的女生，肇事司机李启铭不但没有停车，反而继续去校内宿舍楼接女友，返回途中被学生和保安拦下，但肇事者却口出狂言：“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随后该男子被当地警方带走，经检测确认肇事者为醉酒驾驶。17日，被撞大学生陈某因抢救无效死亡。由于肇事者的特殊背景以及案发时的狂妄，该案件迅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10月24日，犯罪嫌疑人李启铭因涉嫌交通肇事犯罪被望都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分析：根据案情我认为，这一事故更应定为涉嫌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非交通肇事罪。因为学校道路并非公共道路，因此不适用于交通法。李启铭并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解释规定：交通肇事罪中“道路”是指：发生在公路、城市街道和胡同（里巷）以及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等供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地方。其中公路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规定的，经公路主管部门验收认定的城间、城乡间、乡间能行驶汽车的公共道路。

　　这些路段上发生的交通事故由公安交警部门处理，构成犯罪的按交通肇事罪论处。而对于下面几种道路则不在此行列：１、乡（镇）村自行修建的道路；２、自然通车形成的道路；３、住宅楼群道路；４、机关、团体单位的内部道路；５、厂矿企事业的专用道路。对于这些非道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当事人应到人民法院起诉，构成犯罪的，由公安刑侦部门受理，交警部门只能应要求比照有关道路交通法规配合处理。综上所述：校园内部道路属于第4中情况：机关、团体单位的内部道路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公路。

　　一方面，即使在公共道路上发生事故，如果其犯罪行为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则该行为同样应该定性为该罪。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故意”的定义并不是“愿意”发生事故，而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第14条）同时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第18条第4款）本案中，李启铭在醉酒状态下于人群聚集的校园超速行驶，造成了一死一伤的惨剧。可能这种结果不是他“希望”的，但是不顾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超速驾车，按照社会一般人的常识，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故可以推定李启铭对这一事故的发生存在“放任”心理，构成间接故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指导意见及相关典型案例的通知 法发[2009]47号

　　为依法严肃处理醉酒驾车犯罪案件，遏制酒后和醉酒驾车对公共安全造成的严重危害，警示、教育潜在违规驾驶人员，今后，对醉酒驾车，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造成重大伤亡的，一律按照本意见规定，并参照附发的典型案例，依法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
关于本案也是完全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的：
　　1、本罪侵害的客体是社会的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则大量公私财产的安全。李启铭在醉酒的状态下，在河北大学校园中，疯狂驾驶，足以造成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造成危害。
　　2、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李启铭在醉酒的状态下，疯狂驾驶机动车，在发生事故后，仍然没有减速的意思表示，其所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所采用的危险方法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的危险性相当，且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应当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3、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必须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李启铭已经年满22周岁，属于刑法中规定的已经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4、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犯罪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实施的危险方法会危害公共安全，会发生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公私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本案中，李启铭在醉酒状态下于人群聚集的校园超速行驶，造成了一死一伤的惨剧。可能这种结果不是他“希望”的，但是不顾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超速驾车，按照社会一般人的常识，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故可以推定李启铭对这一事故的发生存在“放任”心理，构成间接故意。实践中这种案件除少数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持希望态度，由直接故意构成外，大多持放任态度，属于间接故意。
　　实施这种犯罪不论行为人出于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基于何种个人目的和动机，都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综上所述：李启铭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可以生二胎，这一政策在浙江已经实行多年。然而，宁波人小郑和小郭是双独夫妻，结婚5年，今年年初生了二胎，却被计生部门强收社会抚养费7万多元。对此，计生部门解释“处罚”是因为未批先生，程序违法(9月11日《钱江晚报》)。

　　对于“未批先生”受罚，这对夫妻十分不满也不解，认为“不就是没办手续吗?需要罚款7万多元?何况，两人都是独生子女，符合生育二胎的条件，是合法的啊。”不仅如此，社会舆论也为这对夫妻打抱不平，有媒体评论直指其“不合法理”，(9月11日《新京报》)认为，符合再生育条件未办理手续和“超生”有本质的区别，仅仅因为缺乏一纸“准生证”，就对符合再生育条件的事实视而不见，强行按“超生”处理，无疑值得商榷。

　　在我看来，仅仅因为缺乏一纸“准生证”就对符合生育条件的小夫妻强征社会抚养费，确实不符合法理。但其责任却不在处罚宁波小夫妻的当地计生局，也不在于浙江省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地方立法，“不合法理”的根源在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这部法律的立法粗疏造成的。

　　依法理而论，违法可分为实体违法和程序违法。而按照“责罚相当”的法治原则，实体违法和程序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须有所区别，决不能混为一谈，对不同性质的违法统一配置相同的处罚方式。反观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相关规定，恰恰在这方面存在明显的问题。它在规定违法生育者法律责任的时候，并未对其违法性质进行实体和程序区分，而是将实体违法和程序违法两者混同，统一规定了一种“处罚”方式，即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41条)。

　　违法生育至少可以分为不应生育而生育和可以生育而未经批准即生育两种基本情形。前者是典型的实体违法，它的本质是生育者违法将一个本不该降生的人带到世上，为国家和社会增加了负担，对这种违法行为强制其缴纳社会抚养费合理合法，也是实至名归。从法理上讲，符合“责罚相当”原则。后者则属于程序性违法，也就是说本质上夫妻是有权生育的，所生的孩子也有权来到这个世上，即使按我国的计生政策衡量违法者生育的子女也并不增加社会负担，违法者的错误在于破坏了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权威和国家的管理秩序，在法治社会中理应受罚，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对这种违法也强制缴纳“社会抚养费”却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毕竟这个孩子是社会准备接纳的，没有为国家和社会增加负担，根本谈不上征收社会抚养费问题，对这种违法行为的处罚进行一般纪律处分，比如警告、记过、罚款等更为恰当。

　　遗憾的是，作为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基本法律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规定违法生育者的法律责任时，并没有区分实体违法和程序违法，也没有明确规定“超生”违法与“非超生”违法应当给予不同处罚，而是笼统地规定了“缴纳社会抚养费”这样一种法律责任。现在看来，显然存在立法粗疏现象，不符合这方面的社会现实和管理规律。最终导致基层计划生育执法部门的执法受到质疑，遭遇“解释不通”的尴尬。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消除执法尴尬和公众质疑，还得从立法环节入手，及时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从而实现法治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