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机械化促进条例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机械化促进条例
（2006年12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根据2012年3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五）》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农牧业机械化发展，建设现代农牧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牧业机械化，是指运用先进适用的农牧业机械装备农牧业，改善农牧业生产经营条件，不断提高农牧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过程。
本条例所称农牧业机械，是指用于农牧业生产及其产品初加工等相关活动的机械、设备。
第三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农牧业机械化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支持、引导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自主选用先进适用的农牧业机械，加快农牧业机械装备更新，促进农牧业机械技术不断进步。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开发农牧业机械化信息、服务资源，培养农牧业机械化管理和技术人才，加强农牧业机械化队伍建设。
第六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推进农牧业机械化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采取财政支持和实施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金融扶持等措施，逐步提高对农牧业机械化的资金投入，建立促进机制，按照政府支持、市场引导、保障安全、保护环境、因地制宜、经济有效的原则，促进农牧业机械化发展。
第七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牧业机械化促进工作。
旗县级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应当引导和扶持苏木乡镇建立农牧业机械化服务组织，做好农牧业机械化技术推广和服务工作。
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公安、交通、发展改革、财政、科技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相互配合，依法做好农牧业机械化促进工作。
第二章科研推广与培训
第八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农牧业机械化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农牧业机械生产企业之间的科研合作，研究开发和引进先进适用的农牧业机械和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第九条农牧业机械技术推广机构应当为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无偿提供公益性农牧业机械技术的推广、培训等服务，推广在本地区经过试验证明具有先进性和适用性的农牧业机械新技术、新机具。推广农牧业机械新技术、新机具，应当按照试验、示范、推广的程序进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其指定的农牧业机械产品。
第十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会同本级财政、发展改革部门，根据促进农牧业结构调整、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推广农牧业新技术与加快农机具更新的原则，确定、公布自治区人民政府支持推广的农牧业机械产品目录，并定期调整。
列入前款目录的产品，应当由农牧业机械生产者自愿提出申请，并通过农牧业机械鉴定机构的推广鉴定。
第十一条 农牧业机械化技术培训机构应当根据农牧业机械化发展需要，开展农牧业机械化职业教育，为农牧业机械使用、维修、营销、管理等人员提供技术培训。
第十二条 从事拖拉机驾驶培训活动的单位，应当具备与其培训活动相适应的场地、设备、人员等条件，并取得自治区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颁发的驾驶培训许可证后，方可开展拖拉机驾驶培训活动。
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学员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和驾驶技能的培训，保证培训质量。
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农牧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农机监理机构)不得举办和参与举办拖拉机驾驶培训活动。
第三章质量保障
第十三条 农牧业机械生产、维修、作业等应当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由自治区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相应的地方标准。
对涉及人身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农牧业机械产品，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有关部门制定强制性的技术规范。
第十四条 从事农牧业机械维修的，应当具备与其业务等级相应的仪器、设备，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并取得由旗县级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核发的农牧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书。
第十五条 农牧业机械生产者、销售者可以委托农牧业机械产品检测鉴定机构对其生产、销售的产品的质量、适用性、安全性、可靠性等做出技术评价，为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选购农牧业机械提供信息参考。
第十六条 农牧业机械化、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农牧业机械维修质量、作业质量和产品质量及市场进行监督管理。
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应当设置监督信箱，公布监督电话，受理举报或者投诉。
第十七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政府支持推广的农牧业机械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查或者质量跟踪调查，并公布结果。
第十八条 销售农牧业机械及其零配件，应当具备与其所销售产品相应的设施、设备等条件，配备专业技术人员。
第四章社会化服务
第十九条 农牧民、农牧业机械作业服务组织和农牧业机械所有者可以按照自愿协商的原则，开展农牧业机械作业有偿服务。
开展农牧业机械作业有偿服务，应当符合国家及自治区有关规定和质量标准，并签订作业服务合同。
第二十条 鼓励农牧民个人或者有关中介组织依法开展农牧业机械作业中介服务。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引导农牧业机械生产
者、经营者、维修者依法成立行业协会，实行行业自律，为会员提供服务，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二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农牧业机械化信息网络，完善信息收集发布制度，为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免费提供信息服务。
第二十三条 旗县级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与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共同负责农牧业机械作业服务纠纷的调解。
第五章扶持措施
第二十四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设立支持农牧业机械化科研开发专项资金，引导农牧业机械化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研究开发先进适用农机具和关键性农牧业机械技术。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农牧业机械技术推广机构履行公益性职能所需经费要给予保证并纳入财政预算，支持
农牧业机械化技术推广、培训、试验、示范，建立示范基地并配备试验示范样机。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农牧业机械化科研技术机构以成果转化形式兴办的经济实体，以及农牧民个人、农村牧区经济组织从事农牧业机械化作业服务，按照国家规定给予政策优惠。
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用农牧业机械从事农牧业生产作业使用燃油的，享受国家规定的燃油补贴。
第二十七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列入国家或者自治区农牧业机械购置补贴范围的农牧业机械给予补贴。
鼓励盟行政公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旗县级人民政府对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列入国家或者自治区农牧业机械购置补贴范围的农牧业机械给予补贴。
享受补贴购买的农牧业机械，两年内转让或者出售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收回其补贴，上缴财政。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农牧业机械化服务组织建设、基地建设、综合性服务市场建设等给予资金支持，引导农牧业机械化服务向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发展。
第二十九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扶持拥有农牧业机械的农牧民和农牧业机械化服务组织，建立农牧业机械互助合作组织，完善救助机制，降低经营风险。
第三十条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农村牧区机耕道路等机械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为农牧业机械作业提供保障。
第三十一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交通等有关部门，应当协助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保障农牧业机械跨区域作业服务的正常进行。
第三十二条 进行跨区域作业服务的农牧业机械及其运输车辆、指挥服务车辆，凭农牧业、交通、公安部门核发的证件，免交过路过桥费。
第三十三条 从事农牧业生产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以及其他自走式农牧业机械，免征养路费。
第六章安全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所属农机监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牧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苏木乡镇农牧业机械化管理服务机构、嘎查村民委员会协助农机监理机构做好农牧业机械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第三十五条 农机监理机构执法人员应当经过业务和法律知识培训，取得相关行政执法证件；执行职务时，应当佩戴标志，持证上岗。
第三十六条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以及国家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走式农牧业机械实行登记管理。
实行登记管理的农牧业机械，应当经农机监理机构登记并领取牌证后，方可使用；未领取牌证，需要临时行驶、使用的，应当申领临时牌证。
未实行登记管理的农牧业动力机械由旗县级农机监理机构对其安全使用和安全运行技术状态进行指导、检查、监督。
第三十七条 实行登记管理的农牧业机械，达到国家规定的报废标准的，由农机监理机构注销其牌证。
第三十八条 实行登记管理的农牧业机械，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未进行定期安全技术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禁止使用。
第三十九条 实行登记管理的农牧业机械应当悬挂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
拖拉机及其挂车的车身或者车厢后部应当喷涂放大的反光牌号，字样保持清晰。
第四十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改变已经登记的农牧业机械的型号、发动机号、车架号或者机车识别代号；
(二)擅自改变已经登记的农牧业机械的结构、构造、传动比或者特征；
(三)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农牧业机械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
(四)使用其他农牧业机械的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
(五)使用过期、失效的农牧业机械牌证。
第四十一条 驾驶登记管理的农牧业机械，驾驶人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身体条件，经过农机监理机构考试合格，取得相应准驾机型的驾驶证。驾驶证被依法吊销、撤销、注销、暂扣，或者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的，不得继续驾驶。
农牧业机械驾驶证，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审验。
第四十二条 驾驶实行登记管理的农牧业机械，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携带行驶证、驾驶证；
(二)不得将实行登记管理的农牧业机械转交不具备相应驾驶资格的人员驾驶；
(三)不得驾驶与其驾驶证核准准驾机型不符的农牧业机械；
(四)不得驾驶安全设备不全或者机件失灵的农牧业机械；
(五)不得酒后驾驶农牧业机械；
(六)不得违章载人。
任何人不得强迫、指使、纵容农牧业机械驾驶人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农牧业机械安全操作技术规程驾驶农牧业机械。
第四十三条 农牧业机械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驾驶证等牌证照，由自治区农机监理机构按照国家规定式样统一监制。
第四十四条 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对农牧业机械的操作和驾驶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开展农牧业机械作业安全检查，纠正违法行为。
第四十五条 农牧业机械在作业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应当立即停机。当事人应当保护现场、抢救伤者。
农牧业机械事故处理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农牧业机械驾驶培训许可资格从事拖拉机驾驶培训活动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培训业务。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农牧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书从事农牧业机械维修活动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实行登记管理的农牧业机械未悬挂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或者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由农机监理机构责令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拒不提供或者补办的，处2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第三项、第四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农牧业机械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的，或者酒后驾驶农牧业机械的，由农机监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未取得农牧业机械驾驶证、农牧业机械驾驶证被吊销、暂扣或者超过有效期驾驶农牧业机械的，或者将实行登记管理的农牧业机械转交不具备相应驾驶资格的人员驾驶的，由农机监理机构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农牧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和有关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农牧业机械生产者、销售者对其生产、销售的农牧业机械产品进行鉴定的；
(二)推广不符合规定的农牧业机械及其新技术的；
(三)强迫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其指定的农牧业机械产品的；
(四)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的；
(五)截留、挪用有关财政补贴资金的；
(六)为不符合注册登记条件的农牧业机械发放牌证照的；
(七)为不符合驾驶许可条件、未经考试或者考试不合格人员发放驾驶证的；
(八)擅自使用依法扣留的农牧业机械的；
(九)违反规定处理农牧业机械事故的；
(十)故意刁难，拖延办理牌证照的；
(十一)未取得相应的行政执法证件从事农牧业机械化执法活动的；
(十二)有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八章附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浅述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执行
作者 龙波
一、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含义
刑事损害赔偿在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中均有涉及，《刑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00年12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通过对以上法律司法解释的研究，笔者认为，刑事损害赔偿是指犯罪人对因其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或者精神损失的具体被害人的赔偿，这里的被害人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既包括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也包括自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同时刑事损害赔偿对于量刑也有重大意义。
二、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一） 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的现状
刑事损害赔偿能否得到真正执行对于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如果赔偿的判决得不到执行，就会严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损害被害人经济状况的改善，同时也严重影响国家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要关注刑事损害赔偿的执行，致力于赔偿判决的切实执行。然而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刑事损害赔偿的实际执行情况不如人意。北京大学法学院刘东根博士曾对安徽省某县级人民法院2001年和2002年共307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部分执行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人身伤害案件的被害人中，只有约30%的人得到了全部赔偿，有15％的人完全没有得到赔偿；在财产犯罪案件中，约有47％的人获得了完全赔偿，约12%的完全没有得到或者得到很少的赔偿。 [1]笔者于2005年对某市法院2003-2004年度审结的307起案件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在受到损害的被害人中，只有63.7％的人得到了赔偿，但其中有18％的被害人不是从犯罪人那里得到的赔偿，没有得到赔偿的也占7％。在财产受到损失被害人中，也只有约65%的人获得了赔偿，其中有约14％的被害人不是从犯罪分子手里获得的，没得到赔偿的也约占9％。
（二）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原因
1、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的认知程度有限。许多犯罪分子及其家属受“赔了不罚、罚了不赔”观念的影响，只在人民法院判决之前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但在判决之后，犯罪人及其家属认为已经受了国家的处罚，对被害人就不再负有义务。因此，对损害赔偿的判决拒不执行或不予积极配合，导致损害赔偿很难执行。
2、刑事损害赔偿的赔偿方式单一，犯罪人没有继续赔偿的能力，无法赔偿全部损失或者根本就不能赔偿。目前我国的刑事损害赔偿以犯罪人诉讼时的财产为限，以金钱一次支付或分期支付为其形式，除此之外，法律没有其他赔偿方式的规定。这样的话，被害人要想获得赔偿很难，因为除非犯罪人在犯罪时非常富有，否则犯罪人一旦被判了刑（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实刑适用率高，管制、缓刑、罚金等的适用率非常低），即意味着进入监狱服刑，这样就丧失了在社会生产中活动的条件，也就无法获得劳动收入。我国《监狱法》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但是，监狱的劳动报酬低微，且一般各地监狱的做法是报酬用于罪犯的日常生活开支，多余部分由监狱管理机关保管，在罪犯出狱时一次性付给罪犯，在目前情况下，国家并没有以罪犯在监狱内劳动所得报酬赔偿被害人的规定和法律实践。因此，现行的监狱劳动报酬制度对于刑事损害赔偿来说没有实质意义。与此同时，目前我国犯罪分子的赔偿能力普遍较低，这主要因为：一是犯罪分子年轻化，拥有的个人财产少。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呈现犯罪低龄化的趋势，25岁以下的青少年是犯罪大军中的主体。 [2]二是犯罪分子多数处于社会的较低的阶层，无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对法律法规缺乏应有的认识，缺乏良好的教育，经济状况很差。三是犯罪分子在犯罪得逞以后往往将犯罪所得财产挥霍一空，这在财产犯罪特别是一些贪官的贪污案件中非常明显。
3、我国刑法只规定犯罪人赔偿被害人只作为量刑时酌定考虑的情节之一，而对于判决以后，在刑罚的执行阶段，犯罪人的赔偿对其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执行就不再产生任何的实质性影响。在判决之前，犯罪人积极赔偿，以达到从轻或减轻处罚，一旦判决以后，犯罪人认为只是向国家好好履行义务就行了，对被害人是否履行赔偿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此，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就会怠于赔偿了。
4、公安、检察等机关一些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导致对犯罪人的财产状况没有及时掌握，使犯罪分子有了转移财产的时间。这主要表现在没有及时、全面的查清犯罪人的财产，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防止犯罪人及其家属转移财产。同时，对于一些贪污腐败案件，一些领导出面干预、打招呼，拖延了检察机关的时间，导致犯罪分子有时间转移财产，逃到国外，这使国家受损失的巨额财产得不到追偿。
5、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主要包括执行机构和执行队伍的数量不足，整体素质不高，执行的装备落后，执行没有力度，执行的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执行机构的职责和权责不分，法院“重审轻执”现象仍很严重。 [3]执行体制中存在很大问题，“审执不分”，执行人员一手操办，滥用权力，效率低下，导致犯罪人的亲属有了转移财产的时间，使本可以得到赔偿的受害人最终还是得不到赔偿。
6、有些恶性犯罪案件，仅靠犯罪人的能力根本无法赔偿。主要表现为一些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如投毒罪、爆炸罪等案件，往往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仅仅依靠犯罪人一人或其家属的力量根本就不可能赔偿所有被害人的损失，如发生在石家庄的靳如超爆炸案、发生在阜阳的劣质奶粉案，都造成了上百人的死亡，对于这样的案件，犯罪人的赔偿显然对被害人来讲不会有很大的作用。
三、解决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几点具体措施
（一）借鉴国外的先进法律制度，完善我国法律中损害赔偿执行的相关规定，将犯罪人赔偿被害人的情况与量刑、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结合起来
犯罪人在犯罪后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从一方面来讲减轻甚至消除了犯罪行为的危害性，行为人通过其损害赔偿的努力表明，从主观上他承认其罪责，愿意为其的犯罪行为负责，从客观上来讲，通过犯罪人的赔偿，犯罪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后果也减轻，行为危害性减弱，这就降低了处罚的必要性，不需要再用刑罚来证明法律规范的有效性。比利时犯罪学家普林斯指出：任何提供真诚赔偿的囚犯，无论其是全部还是部分的赔偿，也无论赔偿是发生在犯罪后的什么时间，这一情节均应视为免除刑罚或者减轻刑罚产生作用；他同时还指出：在一个特定的关押阶段结束后，囚犯可以被有条件地释放，这个条件就是在特定时间内，囚犯基于赔偿的需要而支付给被害人的钱财，基于完成了债务，囚犯的自由就是必须的了。 [4] 美国全国刑事司法标准与目标咨询委员会在1973年发表的报告中也将犯罪人赔偿看成是减轻判处监禁的一个因素。 [5]美国律师协会和全国犯罪与少年犯罪委员会都支持把赔偿作为缓刑的一个条件。 [6]德国学者施奈德在他的著作中有这样一句话：有的学者认为，缓刑和假释应该只适用于已对犯罪给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害至少给予一定程度上的补偿的罪犯。 [7]还有如《意大利刑法典》第165条（缓刑受刑人之义务）规定：“缓刑之判决得附带宣告回复原状、损害赔偿、公布判决结果等作为损害之补偿。”第168条第1款又将不履行此项义务者作为缓刑撤销的原因。又如《瑞士刑法典》第41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另外《瑞士刑法典》第38条和《意大利刑法典》第176条都规定将赔偿损失作为假释的条件之一。 [8]
在国外，法律上或者相关学者已将赔偿损失与量刑、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等相结合。在我国，一些司法解释中也一些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两个解释都规定了在司法实践中，赔偿损失可以作为犯罪人从轻处罚的情节之一，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这两个解释的内容都还不是很明确，具体实行起来很难，而且这些规定还只仅仅存在于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在刑法典中规定，没有突出赔偿损失与刑事责任关系的重要性，使犯罪分子存在误解，对赔偿以后能否得到相应的减免心中无数，从而对赔偿产生消极观望的态度。 [9]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应继续完善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当然，赔偿可以减免刑罚以及作为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的条件的建议并不适用于惯犯和累犯，也不适用于谋杀、蓄意杀人、抢劫等重大罪犯，它只适用于偶犯、未成年犯、过失犯以及法定刑较低的罪犯。
综上所述，将犯罪人赔偿被害人损失作为量刑的一个法定情节以及与缓刑、减刑、假释结合起来对促进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解决将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监狱劳动赔偿制度
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要参加各种形式的劳动，我国《监狱法》第69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同时，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我国有关法律没有规定劳动报酬的支付标准及用途，但在国外，有许多国家对其都有相关规定，如意大利的监狱法规定，向罪犯支付的劳动报酬数额平均不得超过同行业工人工资数额的三分之二，在罪犯应得的劳动报酬数额中，有70%属于罪犯所有，另外的30%应当交给救济和扶助受害人基金会。阿根廷的监狱法规定，罪犯全部劳动收入的10％必须用于赔偿因其犯罪行为而给国家或者公民造成的损失，35％用罪犯的家庭生活费用，25%用于罪犯在监狱内自行支配，另外30%作为罪犯的个人财产，由监狱保管。 [10]而我国按比例将罪犯的一部分劳动报酬用于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根本就没有法律依据和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国外的按比例赔偿损失值得我们借鉴，用罪犯的部分劳动报酬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既有利于被害人获得赔偿，也有利于罪犯的悔过，可以使罪犯清醒地认识自己的罪行给被害人带来的伤痛和造成的损失，对劳动的价值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但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监狱的生产条件的有限，在一些地区罪犯的劳动报酬还非常低，有的甚至没有，但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进行罪犯工资比例赔偿试点，然后再逐步完善，使被害人意识到有这样一种获得赔偿的可能，这对于解决“执行难”，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三）为犯罪人创造条件履行赔偿义务，设立创造性赔偿制度
创造性赔偿是指为罪犯创造多种形式的获得赔偿能力的机会，从而支付赔偿损害和发展被害人与罪犯之间的关系，而为罪犯改过自尊、复归社会提供宝贵的帮助。在我国，它主要包括将缓刑和假释考验与社区劳动、社区服务结合起来；将周末服刑、定期服刑与参加劳动进行赔偿结合起来；将社区服务的判决与赔偿损失的判决结合起来。 [11]通过将社区服刑和赔偿损失联系起来，规定犯罪人在社区服刑期间必须参加劳动，并将劳动的一部分收入用于支付损害赔偿。这样既使犯罪人得到了改造，又可以最大限度的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创造性赔偿的另一个优势就是赔偿形式的多样化，赔偿的方式不仅仅只局限于金钱，还可以包括犯罪人或其家属为被害人提供劳务、服务等等。
（四）完善法院的执行制度，进行执行体制改革
法院执行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保障和制约，如何改变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在立法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相关法律，明确执行机构的法律地位、责职、程序、责任及执行人员的任免程序等等；二是要进一步明确和实施“审执分立”制度，严格区分审判职能和执行职能，并将审判职能和执行职能作为同等重要的司法职能来看待；三是要协调内部运行机制，解决执行程序和审判程序的脱节问题，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更多地考虑执行的因素，即对应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先予执行措施的应当适时采取，避免“执行难”；四是实行执行权的分权制约，把强制执行过程中的裁决权、异议审查权和执行实施权“三权分离”，以避免执行人员滥用执行权,保证执行公正；五是必须树立新的执行工作理念，也就是强制执行应该遵循司法被动原则，必须完善现行的强制执行程序；六是必须努力改善执行工作的条件，加强强制执行所需的力量配置，大力提高执行人员素质和业务水平。 [12]
（五）其他方法
如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这主要是针对一些重大恶性犯罪案件，犯罪人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完全赔偿的案件，如爆炸案、投毒案等）。赋予应受赔偿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完善刑事损害赔偿先行给付制度、完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财产保全制度、对价值较大的犯罪工具执法机关处理后再给予赔偿制度、进一步完善各种保险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对于解决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也具有深刻意义，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不再阐述。
总之，只有真正解决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问题，才能使犯罪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得到确实保护，才能使其对国家和法律充满信心，继续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才能真正威慑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团结，真正实现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⑴ 刘东根著：《刑事损害赔偿研究》[ M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
⑵ 储槐植、许章润等著：《犯罪学》[ M ]，法律出版社，1997年。
⑶ [ 意 ] 加罗法洛著：《犯罪学》[ M ]，耿伟、王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⑷ 吴宗宪等著：《非监禁刑研究》[ M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⑸ [ 德 ] 汉斯•施奈德著：《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 M ]，许章润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⑹ 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 M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⑺ 力康泰、韩玉胜著：《刑事执行法学原理》[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⑻ 李政、杨惠玲：《从“执行难”透视执行立法程序之不足》[ J ]，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第8期。
⑼ 林榕，《执行难的成因及其相应对策》[ J ]，三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