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清代回避制度/曾广荣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6 07:42:27 浏览: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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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中国清代回避制度
曾广荣
随着现代法治制度的发展，对官员回避制度规定的越来越详细，越来越完善。闲来读史之余，对我国古代官吏回避制度综合如下，以博有兴趣的博友一览。
早在西汉武帝时期就作出规定，从郡守、国相到县令、丞、尉等官员，一般均不许用本郡人、本县人，初步奠定了回避制度的基础。东汉灵帝时，“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又制定了“三互法”，规定“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相对监临”。以后历代在因袭“三互法”的基础上，不断修改、增补，至清代形成比较系统的回避制度。
清代人事回避制度有三：地区回避、社会关系回避、特定职务回避。
地区回避，又称籍贯回避，清代规定地方上从督抚直至州县一级的各级官员，都不能在自己的家乡所属的省、府、州、县内担任要职。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还规定：“选补官员所得之缺，在五百里内，均行回避。若有以远作近，以近报远，希图规避，择缺之美恶者，或经部察出，或到任后督抚题参，照规避例革职。”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又对以上规定作出补充：“现任各官，有任所与原籍乡僻小路在五百里以内者，均令呈明该督抚酌量该调回避。如应声说回避而不声说并虚捏者，一经查出，皆照例议处”（《大清会典事例》卷八十四《吏部处分则例》）。对原籍的含义，官方理解是广义的，不仅指本人祖辈世居之地（“户籍”所在），而且还包括本人及其祖辈曾经在一定时期内生活、任职、经商、作募得地区（“寄籍”所在）。不论“户籍”“寄籍”所在，均行回避。有清一代，对此制度执行较严，地方官到任，须向本省布政使呈送两份文件。一份为本人“亲供”，即本人自报的户籍、寄籍；二为同乡职官德“印结”，即旁人的证明。布政使对上述“亲供”“印结”进行审核，在复查无误之后再呈报本省督抚，由督抚具文逞送吏部和该官员原籍官府备案。
社会关系回避中的社会关系指的是人际关系的总和，包括宗法、血缘、婚姻亲属、师生、上下级官员等各种社会关系。康熙皇帝制度律令，规定中央的各部、院尚书、侍郎以下，至翻译满汉文的笔贴式以上，有嫡亲祖孙、父子、伯叔、兄弟关系者，不得同时在同一衙署内供职，外官不得在同一省份内任职。“外任官员，现在上司中有系宗族者，皆令回避”（《大清会典事例》卷八十四《吏部处分则例》）。由官阶低者回避官阶高者，候补官员回避现任官员。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规定京官姻亲关系的回避措施:母亲之父及兄弟、妻之父及兄弟、亲姐妹之子、表兄弟、儿女姻亲都不得在同一衙署内为上下隶属之职。地方督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知州、知县等，不得任命以下人员为本衙署之属员：本人直系及五服内亲属；父之姐妹之夫及其子；母之父及兄弟姐妹之子；妻之祖父、兄弟、胞侄、姐妹之夫；女婿及子、姐妹之子、孙女之婿。
康熙皇帝曾下令，凡在科举乡、会试分房取中之人，例应回避。即录取之士出任外官时，不得在自己房师辖下任职。又规定乡试阅卷官员不得批阅本县考生的试卷，会试阅卷官员须回避本省的考生。各省乡试除由皇帝钦派主考官外，其他参与考务的官员须从邻县候选的进士、举人中调取。“揭晓后亦即咨送回籍，不得留滞以结师生之情”（萧?]《永宪录》续篇）。此规定一般只适用外官，不适用于京官。因为京官如需回避座师，那么几乎所有的进士或翰林出身的人皆不能留京做官了。故雍正皇帝将外官中硬性规定师生回避之制改为着重加强管理监督的办法。“若考官外任督抚，属官内有系伊取中者，申报督抚存案，遇举劾时于本内申明。考官外任司道，其属官内有系伊取中者，申报督抚存案，如有举劾，督抚本内亦将该员与司道谊系师生之处一并声明。凡督抚司道有所举劾，倘于取中之人有徇私废公等情察出，将徇私举劾之督抚司道交部照例议处”（《大清会典事例》卷八十四《吏部处分则例》）。雍正皇帝曾阐明自己的意图：“朕非禁绝尔等师生之谊，欲其不相往来，诚使师生同年，平时互相规劝，勉以道义，励以公忠，各为国家分忧宣力，虽日相近奚害矣”（《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一）。
雍正时规定，各督抚每年汇奏幕友姓名、出身、人品、事迹，并规定凡入幕五年必须更换。乾隆时又规定，外省各衙门幕友在所辖地方及五百里之内不得延请，不允许各衙门幕友干预外事及与外人交接等。乾隆、嘉庆时曾发上谕，各省督抚不得留属员入幕，也不得任用幕友为本身的下属官员。不准许某些人同时具有亦官亦幕的身份和权柄。“如敢仍前私自留用署员，别经发现或被科道纠参，必将该督抚及留入署中之员一并之罪，决不宽贷”（《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一《官制》）。
特定职务回避制度包括以下内容：三品以上大臣的子弟不得任科道官，辅臣子弟不得参加殿试；道员以上子弟皆回避在军机处任职，后又改为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不准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其行走在先者，即着照例回本衙门当差”（《清仁宗实录》卷二三九）。雍正时规定，派往江、浙、闽等省主持海关工作的“关差”、海关监督等职务，不得任用本省人。乾隆年间，将京城御史亦列入特定的职务回避。除此以外，大臣奉谕办理或审讯案件时，如被审讯之人与本人有各种关系和牵连的，亦应照例奏请回避。
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官僚机构中互相攀援、结党营私、裙带关系等各种弊端。但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下，统治集团不得不起用本籍之人统率本地的地方武装，不得不委任本籍之人为本地行政长官并加重其权力，人事回避制度逐渐崩溃。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曾广荣）
曾广荣
随着现代法治制度的发展，对官员回避制度规定的越来越详细，越来越完善。闲来读史之余，对我国古代官吏回避制度综合如下，以博有兴趣的博友一览。
早在西汉武帝时期就作出规定，从郡守、国相到县令、丞、尉等官员，一般均不许用本郡人、本县人，初步奠定了回避制度的基础。东汉灵帝时，“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又制定了“三互法”，规定“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相对监临”。以后历代在因袭“三互法”的基础上，不断修改、增补，至清代形成比较系统的回避制度。
清代人事回避制度有三：地区回避、社会关系回避、特定职务回避。
地区回避，又称籍贯回避，清代规定地方上从督抚直至州县一级的各级官员，都不能在自己的家乡所属的省、府、州、县内担任要职。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还规定：“选补官员所得之缺，在五百里内，均行回避。若有以远作近，以近报远，希图规避，择缺之美恶者，或经部察出，或到任后督抚题参，照规避例革职。”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又对以上规定作出补充：“现任各官，有任所与原籍乡僻小路在五百里以内者，均令呈明该督抚酌量该调回避。如应声说回避而不声说并虚捏者，一经查出，皆照例议处”（《大清会典事例》卷八十四《吏部处分则例》）。对原籍的含义，官方理解是广义的，不仅指本人祖辈世居之地（“户籍”所在），而且还包括本人及其祖辈曾经在一定时期内生活、任职、经商、作募得地区（“寄籍”所在）。不论“户籍”“寄籍”所在，均行回避。有清一代，对此制度执行较严，地方官到任，须向本省布政使呈送两份文件。一份为本人“亲供”，即本人自报的户籍、寄籍；二为同乡职官德“印结”，即旁人的证明。布政使对上述“亲供”“印结”进行审核，在复查无误之后再呈报本省督抚，由督抚具文逞送吏部和该官员原籍官府备案。
社会关系回避中的社会关系指的是人际关系的总和，包括宗法、血缘、婚姻亲属、师生、上下级官员等各种社会关系。康熙皇帝制度律令，规定中央的各部、院尚书、侍郎以下，至翻译满汉文的笔贴式以上，有嫡亲祖孙、父子、伯叔、兄弟关系者，不得同时在同一衙署内供职，外官不得在同一省份内任职。“外任官员，现在上司中有系宗族者，皆令回避”（《大清会典事例》卷八十四《吏部处分则例》）。由官阶低者回避官阶高者，候补官员回避现任官员。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规定京官姻亲关系的回避措施:母亲之父及兄弟、妻之父及兄弟、亲姐妹之子、表兄弟、儿女姻亲都不得在同一衙署内为上下隶属之职。地方督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知州、知县等，不得任命以下人员为本衙署之属员：本人直系及五服内亲属；父之姐妹之夫及其子；母之父及兄弟姐妹之子；妻之祖父、兄弟、胞侄、姐妹之夫；女婿及子、姐妹之子、孙女之婿。
康熙皇帝曾下令，凡在科举乡、会试分房取中之人，例应回避。即录取之士出任外官时，不得在自己房师辖下任职。又规定乡试阅卷官员不得批阅本县考生的试卷，会试阅卷官员须回避本省的考生。各省乡试除由皇帝钦派主考官外，其他参与考务的官员须从邻县候选的进士、举人中调取。“揭晓后亦即咨送回籍，不得留滞以结师生之情”（萧?]《永宪录》续篇）。此规定一般只适用外官，不适用于京官。因为京官如需回避座师，那么几乎所有的进士或翰林出身的人皆不能留京做官了。故雍正皇帝将外官中硬性规定师生回避之制改为着重加强管理监督的办法。“若考官外任督抚，属官内有系伊取中者，申报督抚存案，遇举劾时于本内申明。考官外任司道，其属官内有系伊取中者，申报督抚存案，如有举劾，督抚本内亦将该员与司道谊系师生之处一并声明。凡督抚司道有所举劾，倘于取中之人有徇私废公等情察出，将徇私举劾之督抚司道交部照例议处”（《大清会典事例》卷八十四《吏部处分则例》）。雍正皇帝曾阐明自己的意图：“朕非禁绝尔等师生之谊，欲其不相往来，诚使师生同年，平时互相规劝，勉以道义，励以公忠，各为国家分忧宣力，虽日相近奚害矣”（《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一）。
雍正时规定，各督抚每年汇奏幕友姓名、出身、人品、事迹，并规定凡入幕五年必须更换。乾隆时又规定，外省各衙门幕友在所辖地方及五百里之内不得延请，不允许各衙门幕友干预外事及与外人交接等。乾隆、嘉庆时曾发上谕，各省督抚不得留属员入幕，也不得任用幕友为本身的下属官员。不准许某些人同时具有亦官亦幕的身份和权柄。“如敢仍前私自留用署员，别经发现或被科道纠参，必将该督抚及留入署中之员一并之罪，决不宽贷”（《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一《官制》）。
特定职务回避制度包括以下内容：三品以上大臣的子弟不得任科道官，辅臣子弟不得参加殿试；道员以上子弟皆回避在军机处任职，后又改为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不准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其行走在先者，即着照例回本衙门当差”（《清仁宗实录》卷二三九）。雍正时规定，派往江、浙、闽等省主持海关工作的“关差”、海关监督等职务，不得任用本省人。乾隆年间，将京城御史亦列入特定的职务回避。除此以外，大臣奉谕办理或审讯案件时，如被审讯之人与本人有各种关系和牵连的，亦应照例奏请回避。
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官僚机构中互相攀援、结党营私、裙带关系等各种弊端。但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下，统治集团不得不起用本籍之人统率本地的地方武装，不得不委任本籍之人为本地行政长官并加重其权力，人事回避制度逐渐崩溃。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曾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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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农业补贴制度的和谐构建（上）——基于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理论逻辑
余劲松* 李长健**
内容提要：生存和发展问题是人类自身最基本的问题。在探究农业补贴法律制度的源起与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农业补贴的国际环境，要达到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只有探求互补性权利义务和互补性权利义务规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因此要基于中国国情和国力的考察，构建以生存权和发展权平等为中心，融“绿箱”、“黄箱”、“蓝箱”以及创新性的“白箱”四位一体的农业补贴法律制度体系。
主题词：农业补贴；生存权；发展权；互补性权利义务；“白箱”
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发展之基。中国是农业大国，由于我国农业长期处于弱质产业地位，导致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农业振兴基础不稳和农村发展后劲不足等“三农”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在不断国际化、开放性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加入WTO，使得中国的农业成为开放式的产业，使得中国农业发展也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以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为中心，建立起农业补贴与生存权和发展权平等之间的内在联系；依据中国实际发展现状，试图重构中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最终实现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平等。
一、农业补贴法律制度的源起与发展
农业补贴法律制度正式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美国。美国自然资源丰富，发展农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自19世纪末美国农业基本实现商业化以后，美国就是一个农产品周期性过剩的国家。因此，在30年代初，罗斯福政府实施“新政”，制定以支持农民收入为目标的《农业调整法》，从农业资金、粮食储备和农产品市场销售三个方面入手，实行支持与保护本国农业的农业补贴法律制度。[①]
农业补贴法律制度虽然源起于美国，但对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却是始于1962年欧共同体“共同农业政策”（CAP，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 ）。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首先取得进展的是建立工业品关税同盟，而农业一体化是欧共体成员方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产品供应、稳定农产品价格、实行农业结构调整和推进经济一体化的需要。法国、荷兰和意大利是农业一体化的积极鼓动者和支持者。在60年代初，这三个国家的谷物、畜产品和蔬菜及水果生产出现大量过剩，但没有销售市场，在世界市场上经不起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农产品的竞争。因此法国在荷兰的支持下要求彻底实施农业一体化，这样，欧共体六国于1962年1月14日通过了一个“建立农产品统一市场折衷协议”，即欧共体最初的共同农业政策。日本在战后50年间迅速工业化，但始终采取以国家财政扶持本国农业发展的政策。1969年日本粮食（大米）开始剩余后，继续采取对大米实行高价格补贴的政策。即使政府感受到开放国内粮食市场、国内粮价与国际市场严重脱节及财政负担日渐沉重等压力，作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仍采取用国家财政支持乡村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和维护农业资源环境的农业保护政策。与此同时，自20世纪上半世纪，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农业都普遍实行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政策，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开始在很多国家得以建立和发展。只不过由于各国经济实力和经济产业特点的差异，各国对农业实现保护的力度和方式都不尽相同。
从中国农业补贴的发展轨迹来看，自20世纪50年代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出现之后，中国的农业补贴经历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段时期中国补贴制度基本是由于体制问题而形成。因为国家既是企业所有者，又是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提供补贴事实上是国家自己补贴自己；第二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入世，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承认并不断扩大市场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补贴成为国家增强产业竞争力、吸引外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因而这段时期中国的补贴政策由受体制因素影响逐渐转移到受战略性贸易理论影响；第三阶段是入世后至今，在这一阶段中国补贴政策虽仍受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影响和启示，但开始受到世贸组织规则的约束，必须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前提下实施。
进入21世纪以来，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得到更多的关注：2001年11月多哈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多哈宣言》，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知识产权等8个议题被确定为“多哈”回合的谈判领域。2004年8月1日达成的农业谈判模式框架，是WTO新一轮谈判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主要涉及国内支持、出口补贴、市场准入等3项基本内容。2005年12月18日，达成的香港《部长宣言》取得了较大成果：发达成员和部分发展中成员同意2008年前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关税和免配额市场准入；发达国家2006年取消棉花出口补贴，2013年前取消所有出口补贴。2006年6月22日，WTO 公布了多哈回合谈判中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的协议草案，但协议草案历经 6 月、7 月两次部长级会议谈判破裂，2006年7月24日，WTO总干事拉米决定中止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
二、我国农业补贴面临的国际环境
随着国际经济进入贸易摩擦高发阶段，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越来越复杂，技术性贸易壁垒、反倾销特殊保障条款等已经成为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壁垒，“知识产权壁垒”、“舆论壁垒”等新型贸易壁垒也呈上升之势；而发达国家对农业的高补贴、高保护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农业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并不宽松。
（一）国际农业贸易环境的复杂性
在WTO启动了继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即多哈发展议程后，又经历了坎昆会议等阶段。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和国家间利益的分歧，国际农业环境仍然相当复杂，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从关税壁垒问题体现的国际农业环境复杂性来看，乌拉圭回合谈判使农产品出口的传统壁垒——关税壁垒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但一些国家农产品的关税仍然较高，发达国家关税升级现象也成为中国在农业补贴面临国际贸易环境时值得关注的重点问题。发达国家对农产品加工产品设置较高的关税保护，使其国内生产成本高于国际成本时仍能继续维持生产，人为地增加了发达国家国内加工品的附加值。发达国家的关税升级，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会增加农产品加工品的出口难度，而且还有可能影响高附加值农产品加工品出口的垂直多样化。因此，目前的国际农业环境现状存在着复杂性，对农业提供巨额补贴仍然是目前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美国、欧盟等将过去属于“黄箱”政策的补贴措施转化为“绿箱”支持措施，由此会继续刺激农产品生产，增加出口。乌拉圭回合谈判实际上给发达国家预留了巨大的农业补贴空间，对国际农产品贸易仍然会产生较大的扭曲作用。
从日本、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针对农产品实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看，主要体现在严格的检验、检疫、认证、标准手段和措施上，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1）食品安全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法规。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完整的保障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这些法律既规范着国内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同时也将不符合标准的国外农产品挡在了国门之外。（2）质量标准食品标签和包装要求。（3）环境保护和动物福利要求。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规，对进口农产品形成了通常所说的“绿色壁垒”。绿色壁垒主要包括国际和区域性的环保公约、国别环保法规和标准、检验和检疫要求和标签要求、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标志等自愿性措施、生产和加工方法及环境成本内在化要求等。（4）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安全问题。最典型的就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这一直是国际争论的焦点。
从反倾销、“特保条款”和新型贸易壁垒方面体现的国际农业贸易环境复杂性来看，中国自1996年以来已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据统计从1979年中国出口的糖在欧盟被反倾销调查起，截止到2003年，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近500余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中国出口贸易额超过150多亿美元。不仅如此，中国农产品出口也面临过“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简称“特保条款”）的不利影响。“特保条款”有可能成为今后10年内中国具有竞争力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壁垒之一。
因此，中国农业在目前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下，只有不断颁布新的技术法规，扩大管制范围；对农产品增加检测项目，提高标准水平；实行严格的食品标签制度；实行更加严格、复杂的合格评定程序和质量认证制度；实行“绿色包装”制度；对出口企业采取注册备案制度及其他登记管理制度等，才能更好的积极应对国际农业环境的复杂性特点。
（二）国际农业补贴形式的多样性
各个国家农业补贴方式多样，各国的农业补贴政策手段在具体操作上的不同，也就形成不同方式的政策工具。各国往往需在可以达到相同农业政策目标的各种方式的政策工具中，选用那些在既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成本最小的方式，所以具有多样性的特征。
第一，补贴方式的多样性。发展中国家农业补贴的基本特点是，综合补贴率低，补贴政策目标冲突、手段复杂；政府向农业索取的剩余，超过用投入品等给与农民的补贴，农业产出和经济增长受到压抑；大量的投资品补贴促进了增产，但也带来财政压力、分配不公、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严重后果。近年来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农业补贴的绿色化，并逐步取消产生农业负补贴的政策措施。而当前，中国农业补贴水平仍然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补贴政策，客观上偏重于增加国内农产品自给而忽视农民增收和资源有效利用。各国特别是各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本国农业都实行了高水平的农业保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业补贴法律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国际农产品贸易。
第二，补贴因素的多样性。发达国家对农业进行保护，实行农业补贴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坚强后盾。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部分发达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基本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生产，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逐渐下降，农业就业人口也逐渐减少。而像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农业生产力较落后、经济效益低下，农业就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半数以上，如果对所有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者实施农业补贴，国家将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何况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不高，经济实力较弱。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农业实行补贴政策，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利益的推动。
第三，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多样性。国外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存在特殊性不但有经济方面的深刻原因，还有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原因。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缓慢，广大农民利益集团严重缺失，农民在国家政治社会中并没有什么话语权，因而国家的农业经济政策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利益，农业补贴政策迟迟得不到国家政府的重视。由于文化的差异性，给各个国家带来的对农业问题的关注以及完善相应的农业补贴政策制度也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为此，应积极加强国际合作，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通过借鉴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有效的农业管理制度，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为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第四，法制存在的多样性。在欧美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和实现政策目标的措施都是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而不是政府发布政令。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相关法规对补贴政策目标、预算安排、政府执行机构的职责范围甚至是政策的实施期限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且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对这些法规进行适时修改和完善，保证了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稳定性、公开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目前中国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基本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中都没有对农业补贴做出详细规定，而往往是以政策和计划的形式来实施农业补贴政策，使得农业补贴措施的实施力度、补贴资金的使用、补贴责任主体的明确等各方面存在漏洞，农业补贴措施的实施效率大打折扣。
三、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理论逻辑
通过对农业补贴的历史及国际环境的考察可知，由于农业的特殊性，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予以高度重视。中国农业补贴的立法，忽视了农业的重要基础性地位、多功能性和弱质性，忽视了对农民利益、农民平等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障，导致了农业补贴立法在先天上的不合理性。中国农业必须积极应对国际农业环境，将国内支持政策和边境保护手段相结合，有效抵御国外农产品的冲击，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农业补贴立法中要以平等生存权和发展权为中心，以保护农民利益视为农业补贴的核心理念。
（一）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历史发展
生存权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思想萌芽早在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②]生存权首次明确列入法律规范，受到宪法明文保障的是德国的《魏玛宪法》（1919年）。近年来，生存权这一概念尤其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频繁使用，用来表示国家和民族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在经济上先进、政治上民主和文化上多元的西方国家和民族）一道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权利。1991年，我国发表 《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其中就认为 “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而且，至今仍然是一个首要问题”。[③]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民于国际上争取和维护人权的斗争中，这一权利受到特殊重视，被视为他们需要努力争取实现的首要人权。塞内加尔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员凯巴•姆巴耶于1970年正式提出，发展权是一项人权，因为人类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存。[④]发展中国家很快就将发展权的权利主体演绎为集体（国家），认为发展权是民族自决权的延伸，是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的国际环境下谋求生存与发展，自主决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向的权利。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社会越来越理性地从人类发展与实现人权这两者的结合上来认识发展权。基于发展权利宣言之“发展是一个全面的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发展过程，其目的是要实现全人类与所有个人的福祉”，发展权被诠释为（选择）发展方式的权利或（参与）发展进程的权利、人权途径的发展。
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基本的人权。这一立场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赞同。现阶段中国人民生存权的充分实现，不仅在于温饱问题的解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在于对公民生存权的社会保障。目前，中国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实现国家发展权的具体体现。随着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人民将会充分享有与我国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并且还要实现更高层次和更广泛的人权，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进程。
（二）农业补贴中不同主体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差异性需要
农业补贴参与者主要有农户、加工企业、中介组织、营销企业、科技机构和政府。各参与者扮演着不同角色，产生不同的效应并创造着各自的利益。正确认识各不同角色在农业补贴中的定位和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差异性需要，才能发挥其自身优势功能，创造最大效益。
1．农民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在现时的中国，农民的生存权具有两大特点：生存权的弱者身份性与生存权的脆弱性。显然，农民作为人而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为保障人之生存而需要享有的权利。对农民生存权的保障需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使农民能够“像人那样生存”；只有实现了农民的生存权，并且是像人一样的生存，才谈得上“人格和尊严”这一许多人权学说或宣言所追求的目标。农业补贴的基本理念就是通过国家（政府）的积极作为，凸显对农民群体的倾斜性保护，以保证其有尊严的、体面的人类基本生活，进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同时，“人的尊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人要使自己及其家庭获得作为人应有的生活水平的能力。只有借助发展，人的食物权、衣着权、庇护权、医疗权、就业权和教育权才能得到充分实现。”[⑤]人是发展进程的主体，发展政策应尽量使每个人成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而非造就一批“边缘人”和“牺牲品”。具体到农民发展权中，就是农民的生活状况不至于恶化；农民作为社会中的平等人格不至于被贬低和否定；农民作为追求自由的私人性和参与公民政治生活的公共性不至于被束缚和扼杀。在现时社会，农民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化程度，增强在实践活动中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能力才能适应日益发展着的社会对人的整体素质和能力的越来越高的客观要求。[⑥]
2．政府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国家的典型代表机构是政府，政府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集中表现为政府主义或国家主义把生存权与发展权解释成一种集体的权利，这种集体的权利不属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属于国家和政府并最终归结为统治者的权利。集体权利的主体是民族和国家。集体权利是个人权利得以充分实现的先决条件和必要保障。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国家主权，无法自主决定其国家事务和自由谋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那么这个国家人民的个人权利也就得不到保证。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国际人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集体人权的新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实践证明，西方人权观把个人权利同集体权利绝对对立起来，既不符合现实状况，也不利于发挥国家在维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⑦]
政府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与政府对个人生存权与发展权的赋予在本质上和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并不是仅仅让个人获得对抗国家的权利。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性质，并不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是为了与国家和政府过不去，是为了在民众与政府之间挑起冲突，引起骚乱。正相反，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并不必然以对抗国家为前提，不仅仅要求国家合作，而同时也要求积极配合国家或政府。在个人与国家完全对立的地方，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不可能得到尊重和实现的。因此，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目的不是为了对抗国家，而是赋予了国家更积极的道德使命，使得国家的目的、职能和手段更为合理、正当。
3．农业企业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企业生存权、发展权是企业根本利益。作为农业补贴制度主体之一的农业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即是市场经济中独立的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企业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动力，也是其生存与发展的目的。经济利益是其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实质和核心。作为“经济人”，企业立足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表明其直接动机并不在于关心和促进农民或其他利益主体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公司带农户，重要的是要靠利益纽带去带动，没有利益，就无法促成两者通过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机制形成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上的“产业链”就无法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而相反，正因为因为利益的存在，既保护了农民利益又维护了企业利益，双方互惠互利、同舟共济，共同实现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4．农村社区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在农业补贴制度中，供农民参与分配的利益会逐渐增多，在以农民为中心的主体发展权和以土地为主的客体发展权要求下，通过个人和政府的双重选择进行利益重构，从发展权利的原点出发，以农村社区生存权与发展权为时空载体，在动态发展中寻求农民权益保护。农村社区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主要是以农村社区生存的形式保障农民的生存权益的集体实现，以农村社区发展的形式促进农民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集体实现。农村社区生存权与发展权属于集体人权，但它又区别于一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主客体时空载体融合而成，其表面上是社区所享有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权利，实质上是社区成员所享有的现实生存、发展权利，是个体生存权、发展权在主客体融合的时空载体下实现的一种集体形式。
农村社区生存权、发展权的满足主要从两个层面得以实现，其一是外部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即通过法律实现社区所享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权利。其二是内部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即通过内部民主治理形式，按照民有、民享、民管原则，实现社区成员的生存、发展权利。农村社区生存权、发展权的满足有一个自身固有的过程。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农民这一庞大的弱势群体，在满足基本生存权利后，在此基础上，应让农民真正平等地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并平等的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保障农民权益应从传统单纯的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权向实现农民发展权转变，以促进农民的全面自由充分发展来促进农民基本权益的实现。
（三）农业补贴制度与实现不同主体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关系
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因此，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和核心。“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⑧]享有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这样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
不可否认，中国几十年农村一系列制度变革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就主观感受而言，农民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从自身利益出发，总会倾向于关心自身利益的增加，一旦发现不平等、不合理就会产生消极情绪。无论物质生活水平被提得多高，也无法替代他们对社会平等的需要。马克思曾指出：“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他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⑨]而从客观现实来看，当前中国社会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确存在大量起点不平等、过程不平等、结果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参与不平等、发展不平等的现象。因此，当前在社会经济结构深刻变迁、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大量的矛盾开始涌现、中国的发展面临关键的临界点的情况下，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从制度着手，“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⑩]
而农业补贴制度正是迎合了这种特定历史的需要。农业补贴制度与实现不同主体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存在着密切的互动性。首先，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实现有赖于农业补贴制度的完善和实施。农业补贴作为向内倾斜[11]农村公共财政，在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维护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农业补贴来改善农业、农村发展资源瓶颈，农业的稳步发展也就为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创造了现实基础，最终推动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故此，农业补贴的制度化是保障和完善农民生存与发展权益的最佳途径之一。其次，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实现是巩固和强化农业补贴制度的坚强后盾。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是一项综合人权，它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的发展，还包括了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全面进程，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实现提高了中国民主、法治化的水平，发挥了人民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从而为农业补贴制度的安排和设置提供了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基础。
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７８号）
《海南省流动人口管理规定》已经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８日海南省人民政府第９４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阮崇武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海南省流动人口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促进本省经济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流动人口，是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城市市区或者农村乡、镇，到其他地区暂住的人的总称。具体的流动的自然人称为流动人员或者暂住人。
第三条 流动人口管理实行属地管理的原则，以基层管理为主，服务与管理上结合，以服务促管理。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领导，
公安机关是流动人口管理的主管机关。
人事劳动、建设、交通、工商、税务、民政、卫生、计划生育等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公安机关做好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下分别简称居委会、村委会）应当积极配合政府各行政部门做好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持有暂住证在本省居住１年以上有正当职业的人员，在申请出境旅游、子女入托入学、购买住房等方面享有有暂住地常住户口的居民的同等待遇。
第六条 流动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流动人员应当遵纪守法，服从当地人民政府的管理，维护暂住地的治安秩序、环境卫生，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第二章 暂住登记和发证
第七条 对流动人员实行暂住登记和申领暂住证制度。
流动人员应当在到达城市市区暂住地５日内或者在到达乡、镇暂住地１０日内向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
在暂住地拟居住３０日以上、年满１０周岁的流动人员，在申报暂住登记的同时，应当申领暂住证。
第八条 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暂住在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的，由单位负责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
（二）暂住在建筑施工场所或者个体经营场所的，由场所负责人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
（三）暂住在出租、出借房屋的，由屋主或者其委托代管人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
（四）暂住在居（村）民家中的，由户主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
（五）暂住在船舶上的，由船主到船舶停泊地的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
（六）其他暂住人员，由本人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
第九条 申报暂住登记或者申领暂住证，应当提交下列有效证件：
（一）暂住人的居民身份证；
（二）容留暂住人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合法资格证件。
暂住人是育龄妇女的，还应当提交暂住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出具的海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查验证明书。
第十条 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其他地区探亲、访友、就医、就学的人员以及在本市、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流动的人员，应当申报暂住登记，无需申领暂住证。
暂住在宾馆、旅店、招待所、医院的人员，依照旅馆业管理及留医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登记，无需申领暂住证。但在宾馆、旅店、招待所中包房居住超过１个月的，应当申领暂住证。
第十一条 劳改、劳教人员保外就医和劳教人员因故请假回家的，必须在到达暂住地２４小时内，由户主和本人持劳改、劳教机关出具的证明，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返回时应当申报注销。
第十二条 外国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按照我国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办理登记。
第十三条 暂住证为持证人在暂住地合法居住的证件，应当随身携带，以备查验。
暂住证在同一市、县、自治县范围内有效。
暂住人员在市、县、自治县辖区内变动暂住地址的，应当在变动之日起３日内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四条 暂住证有效期限最长为１年。有效期满后需继续暂住的，应当在有效期满前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办理延期或者换领手续。
第十五条 暂住证不得伪造、涂改、转让、买卖、出借。
第十六条 暂住证登记的内容需要更正的，应当及时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办理更正手续。
暂住证丢失的，应当及时审报补领。
第十七条 暂住人员离开暂住地时，应当向发证单位交回暂住证。
第三章 户口迁移
第十八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并申办本省城镇常住户口的，应当予以批准：
（一）常住户口在城镇的公民，其配偶、父母、未成年子女，要求到其所在城镇一起居住的；
（二）在城镇有正当职业并购有商品房或者合法建有住宅，要求迁入居住的；
（三）在本省投资兴办工业、农业或者第三产业项目，投资数额较大的，其本人及其配偶、父母、未成年子女，要求迁入城镇居住的；法人投资或者境外投资者投资的，可以分配给该法人或者投资者相应的入户指标；
（四）符合人才引进条件的省外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要求迁入所到城镇居住的。
中等以上城市应当根据本市增容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入户人员进行指标控制。
第十九条 申办城镇常住户口，应当根据前条第一款不同项的内容分别提供下列材料：
（一）常住户口证件；
（二）房屋产权证；
（三）亲属证明和投资数额证明、营业执照和其他证明材料；
（四）人才引进的有关证明材料。
第二十条 申办城镇常住户口，必须以书面形式向住所地公安派出所提出申请，由公安派出所报经市、县、自治县公安机关批准后办理。
第二十一条 办理常住户口入户应当征收相应的城市增容费，收费办法和标准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拟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章 劳务管理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事劳动行政部门负责流动人员的就业管理，加强劳动监察、查处违反人事劳动法规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离开本市、县、自治县外出务工经商的人员，应当在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市、县、自治县人事劳动行政部门办理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
第二十四条 暂住人员凭居民身份证、暂住证和常住户口所在地发放的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到暂住地人事劳动行政部门申领海南省外来人员就业证（以下简称上来人员就业证）。
流动人员必须取得外来人员就业证后才能在本省务工或者经商；其中从事经营活动的，还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申领营业执照。
第二十五条 聘（雇）用流动人员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查验被聘（雇）人的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暂住证和外来人员就业证（以下简称“三证”），不得雇用“三证”不全的人员。
聘（雇）用流动人员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维护被聘（雇）人的合法权益，严格内部安全管理，不得扣押被聘（雇）人的居民身份证、暂住证和其他合法持有的证件。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事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向流动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规、政策咨询，用工信息咨询，劳动合同指导、鉴证，劳动争议仲裁等就业服务。
第二十七条 在海口市和琼山市的中央、部队、省直（含所属）单位和省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的企业的流动人员就业由省人事劳动行政部门管理；省农垦系统、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流动人员就业由省农垦、洋浦经济开发区人事劳动行政部门管理；其他流动人员就业由各市、县、自治县人事劳动行政部门管理。
第五章 居住管理
第二十八条 单位或者个人出租房屋，应当到当地公安派出所登记和签订治安责任书，并到房地产管理部门申领房屋租赁证。
第二十九条 房屋出租人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核对承租人的身份证件，不得将房屋出租给无有效身份证明的人员；
（二）负责或者督促代管人在规定日期内到当地公安派出所办理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对育龄妇女还必须督促其凭常住地婚育证明到暂住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办理海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查验证明书；对务工经商人员还必须督促其凭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到暂住地人事劳动行政部门办理外来人员就业证；对拒办或者逾期未办理“三证”的人员不得向其出租房屋；
（三）承租人生产经营与生活同在一室的，必须督促其采取相应的公共安全防范措施；
（四）发现承租人有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嫌疑的，应当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公安机关，不得包庇、纵容；
（五）对承租人进行遵纪守法宣传教育，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做好防火、防盗等治安工作。
房屋出借人参照前款规定承担相当于出租人的责任。
第三十条 房屋承租人、借用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规定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外来人员就业证和婚育证明；
（二）未经出租（出借）人同意，不得将租用（借用）的房屋转租（转借）他人使用；
（三）严禁利用出租、出借房屋生产、经营、储存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
（四）不得从事危害社会和公共安全的活动。
第三十一条 留宿在居（村）民家中的探亲、访友、旅游、出差、就学等人员，户主应当向居（村）委会或者本单位保卫部门报告，并携带有关证件到当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
第六章 其他管理与服务
第三十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流动人员从事经营活动进行管理：
（一）核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时，对应当办理“三证”的人员核查“三证”等有关证件；
（二）对务工经商人员进行法制道德教育，查处违法经营活动。
第三十三条 公安机关负责流动人员中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正当生活来源的流浪乞讨人员（以下简称“三无人员”）的收容工作；民政部门负责“三无人员”的遣送工作和流动人员的婚姻登记管理。公安机关与民政部门在收容遣送“三无人员”工作中应当相互协助。
第三十四条 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对流动人员的计划生育进行管理：
（一）负责计划生育证明的发放和查验；
（二）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三）提供避孕药具和节育技术服务；
（四）查处违反计划生育法规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流动人员的健康检查、卫生防疫工作，查处违反卫生法规的行为。
第三十六条 建设行政部门负责对建筑施工队伍和工地的管理以及流动人员聚集地的规划管理；负责小城镇的开发建设，以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就近转移；负责对房屋出租的管理和市容、环境卫生监察。
第三十七条 驻琼部队应当配合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做好营区内流动人员的管理工作。
第三十八条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在流动人员较集中的地方，修建简易的劳动公寓和与之相配套的服务设施，供流动人员居住和使用，简易劳动公寓和与之相配套的服务设施可以交由所在地的居（村）委会负责管理。
流动人员集中居住１００人以上和成建制单位５０人以上的，应当建立治保、调解组织。
严禁流动人员自搭自建棚屋居住。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所述的暂住登记、暂住证、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外来人员就业证、房屋租赁证及计划生育证明等可以由当地居（村）委会接受委托代为申报办理，为流动人口管理提供优质服务。
居（村）委会提供前款所列服务，可以适当收取费用；收费标准由省物价管理部门制定。
第四十条 流动人口管理工作过程中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必须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地方和部门不得擅自增设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准。
第七章 奖罚
第四十一条 对模范遵守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和单位给予表彰、奖励：
（一）暂住人员在本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二）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成绩显著的；
（三）及时发现、制止流动人员中的违法犯罪活动，提供线索，协助公安、司法机关破获案件或者对维护治安秩序做出突出贡献的。
第四十二条 流动人员违反本规定，按照下列办法处罚：
（一）逾期不申报暂住登记或者不申领暂住证，或者暂住期满未按照规定办理延期手续的，由公安机关依照公安部发布的《暂住证申领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二）未办理营业执照或者违法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依照有关法规的规定处罚；
（三）应当办理但未办理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外来人员就业证的，由人事劳动行政部门依照劳动管理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罚；
（四）违反计划生育有关规定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照计划生育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三条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规定，按照下列办法处罚：
（一）未向公安机关和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出租登记手续私自出租房屋的，由公安机关和房地产管理部门依照各自权限责令限期改正，并没收非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月租金５倍以下罚款；
（二）出租人、出借人将房屋出租、出借给无有效证件承租人、借用人的，由公安机关和房地产管理部门依照各自权限给予警告，可以并处月租金３倍以下罚款；
（三）单位或者个人聘（雇）用“三证”不全的流动人员的，由公安机关或者人事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按照每使用１人处５００元罚款；
（四）非法扣押暂住证、居民身份证和其他由流动人员合法持有的证件的，由公安机关对单位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可以并处５００元以下罚款；
（五）单位对其聘（雇）用的流动人员不履行管理职责，致使单位内部治安秩序混乱，发生刑事案件或者重大治安案件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六）对流动人员自搭自建棚屋居住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责令搭棚人限期拆迁；土地使用权人不责令搭棚人限期拆迁的，每居住１人处１００元罚款；搭棚人拒不拆迁的，每居住１人处１００元罚款；上述处罚由建设行政部门作出，同时强制拆除违章搭建的棚屋；
（七）对伪造、涂改、转让、买卖、出借暂住证的，予以警告，可以并处５００元以下罚款；行为人因上列行为有非法所得的，除予以没收外，可以并处非法所得１－３倍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对违反本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用工单位、雇主和房屋出租人、出借人容留暂住育龄妇女计划外生育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照计划生育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或者对提起复议期限另有具体规定的，从其规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七条 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和流动人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暂住证、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外来人员就业证、房屋租赁证分别由省公安机关和省人事劳动、建设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统一印制。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６日发布的《海南省暂住人口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余劲松* 李长健**
内容提要：生存和发展问题是人类自身最基本的问题。在探究农业补贴法律制度的源起与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农业补贴的国际环境，要达到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只有探求互补性权利义务和互补性权利义务规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因此要基于中国国情和国力的考察，构建以生存权和发展权平等为中心，融“绿箱”、“黄箱”、“蓝箱”以及创新性的“白箱”四位一体的农业补贴法律制度体系。
主题词：农业补贴；生存权；发展权；互补性权利义务；“白箱”
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发展之基。中国是农业大国，由于我国农业长期处于弱质产业地位，导致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农业振兴基础不稳和农村发展后劲不足等“三农”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在不断国际化、开放性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加入WTO，使得中国的农业成为开放式的产业，使得中国农业发展也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以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为中心，建立起农业补贴与生存权和发展权平等之间的内在联系；依据中国实际发展现状，试图重构中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最终实现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平等。
一、农业补贴法律制度的源起与发展
农业补贴法律制度正式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美国。美国自然资源丰富，发展农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自19世纪末美国农业基本实现商业化以后，美国就是一个农产品周期性过剩的国家。因此，在30年代初，罗斯福政府实施“新政”，制定以支持农民收入为目标的《农业调整法》，从农业资金、粮食储备和农产品市场销售三个方面入手，实行支持与保护本国农业的农业补贴法律制度。[①]
农业补贴法律制度虽然源起于美国，但对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却是始于1962年欧共同体“共同农业政策”（CAP，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 ）。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首先取得进展的是建立工业品关税同盟，而农业一体化是欧共体成员方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产品供应、稳定农产品价格、实行农业结构调整和推进经济一体化的需要。法国、荷兰和意大利是农业一体化的积极鼓动者和支持者。在60年代初，这三个国家的谷物、畜产品和蔬菜及水果生产出现大量过剩，但没有销售市场，在世界市场上经不起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农产品的竞争。因此法国在荷兰的支持下要求彻底实施农业一体化，这样，欧共体六国于1962年1月14日通过了一个“建立农产品统一市场折衷协议”，即欧共体最初的共同农业政策。日本在战后50年间迅速工业化，但始终采取以国家财政扶持本国农业发展的政策。1969年日本粮食（大米）开始剩余后，继续采取对大米实行高价格补贴的政策。即使政府感受到开放国内粮食市场、国内粮价与国际市场严重脱节及财政负担日渐沉重等压力，作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仍采取用国家财政支持乡村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和维护农业资源环境的农业保护政策。与此同时，自20世纪上半世纪，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农业都普遍实行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政策，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开始在很多国家得以建立和发展。只不过由于各国经济实力和经济产业特点的差异，各国对农业实现保护的力度和方式都不尽相同。
从中国农业补贴的发展轨迹来看，自20世纪50年代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出现之后，中国的农业补贴经历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段时期中国补贴制度基本是由于体制问题而形成。因为国家既是企业所有者，又是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提供补贴事实上是国家自己补贴自己；第二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入世，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承认并不断扩大市场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补贴成为国家增强产业竞争力、吸引外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因而这段时期中国的补贴政策由受体制因素影响逐渐转移到受战略性贸易理论影响；第三阶段是入世后至今，在这一阶段中国补贴政策虽仍受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影响和启示，但开始受到世贸组织规则的约束，必须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前提下实施。
进入21世纪以来，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得到更多的关注：2001年11月多哈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多哈宣言》，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知识产权等8个议题被确定为“多哈”回合的谈判领域。2004年8月1日达成的农业谈判模式框架，是WTO新一轮谈判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主要涉及国内支持、出口补贴、市场准入等3项基本内容。2005年12月18日，达成的香港《部长宣言》取得了较大成果：发达成员和部分发展中成员同意2008年前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关税和免配额市场准入；发达国家2006年取消棉花出口补贴，2013年前取消所有出口补贴。2006年6月22日，WTO 公布了多哈回合谈判中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的协议草案，但协议草案历经 6 月、7 月两次部长级会议谈判破裂，2006年7月24日，WTO总干事拉米决定中止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
二、我国农业补贴面临的国际环境
随着国际经济进入贸易摩擦高发阶段，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越来越复杂，技术性贸易壁垒、反倾销特殊保障条款等已经成为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壁垒，“知识产权壁垒”、“舆论壁垒”等新型贸易壁垒也呈上升之势；而发达国家对农业的高补贴、高保护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农业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并不宽松。
（一）国际农业贸易环境的复杂性
在WTO启动了继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即多哈发展议程后，又经历了坎昆会议等阶段。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和国家间利益的分歧，国际农业环境仍然相当复杂，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从关税壁垒问题体现的国际农业环境复杂性来看，乌拉圭回合谈判使农产品出口的传统壁垒——关税壁垒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但一些国家农产品的关税仍然较高，发达国家关税升级现象也成为中国在农业补贴面临国际贸易环境时值得关注的重点问题。发达国家对农产品加工产品设置较高的关税保护，使其国内生产成本高于国际成本时仍能继续维持生产，人为地增加了发达国家国内加工品的附加值。发达国家的关税升级，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会增加农产品加工品的出口难度，而且还有可能影响高附加值农产品加工品出口的垂直多样化。因此，目前的国际农业环境现状存在着复杂性，对农业提供巨额补贴仍然是目前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美国、欧盟等将过去属于“黄箱”政策的补贴措施转化为“绿箱”支持措施，由此会继续刺激农产品生产，增加出口。乌拉圭回合谈判实际上给发达国家预留了巨大的农业补贴空间，对国际农产品贸易仍然会产生较大的扭曲作用。
从日本、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针对农产品实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看，主要体现在严格的检验、检疫、认证、标准手段和措施上，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1）食品安全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法规。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完整的保障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这些法律既规范着国内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同时也将不符合标准的国外农产品挡在了国门之外。（2）质量标准食品标签和包装要求。（3）环境保护和动物福利要求。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规，对进口农产品形成了通常所说的“绿色壁垒”。绿色壁垒主要包括国际和区域性的环保公约、国别环保法规和标准、检验和检疫要求和标签要求、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标志等自愿性措施、生产和加工方法及环境成本内在化要求等。（4）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安全问题。最典型的就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这一直是国际争论的焦点。
从反倾销、“特保条款”和新型贸易壁垒方面体现的国际农业贸易环境复杂性来看，中国自1996年以来已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据统计从1979年中国出口的糖在欧盟被反倾销调查起，截止到2003年，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近500余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中国出口贸易额超过150多亿美元。不仅如此，中国农产品出口也面临过“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简称“特保条款”）的不利影响。“特保条款”有可能成为今后10年内中国具有竞争力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壁垒之一。
因此，中国农业在目前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下，只有不断颁布新的技术法规，扩大管制范围；对农产品增加检测项目，提高标准水平；实行严格的食品标签制度；实行更加严格、复杂的合格评定程序和质量认证制度；实行“绿色包装”制度；对出口企业采取注册备案制度及其他登记管理制度等，才能更好的积极应对国际农业环境的复杂性特点。
（二）国际农业补贴形式的多样性
各个国家农业补贴方式多样，各国的农业补贴政策手段在具体操作上的不同，也就形成不同方式的政策工具。各国往往需在可以达到相同农业政策目标的各种方式的政策工具中，选用那些在既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成本最小的方式，所以具有多样性的特征。
第一，补贴方式的多样性。发展中国家农业补贴的基本特点是，综合补贴率低，补贴政策目标冲突、手段复杂；政府向农业索取的剩余，超过用投入品等给与农民的补贴，农业产出和经济增长受到压抑；大量的投资品补贴促进了增产，但也带来财政压力、分配不公、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严重后果。近年来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农业补贴的绿色化，并逐步取消产生农业负补贴的政策措施。而当前，中国农业补贴水平仍然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补贴政策，客观上偏重于增加国内农产品自给而忽视农民增收和资源有效利用。各国特别是各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本国农业都实行了高水平的农业保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业补贴法律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国际农产品贸易。
第二，补贴因素的多样性。发达国家对农业进行保护，实行农业补贴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坚强后盾。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部分发达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基本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生产，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逐渐下降，农业就业人口也逐渐减少。而像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农业生产力较落后、经济效益低下，农业就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半数以上，如果对所有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者实施农业补贴，国家将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何况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不高，经济实力较弱。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农业实行补贴政策，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利益的推动。
第三，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多样性。国外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存在特殊性不但有经济方面的深刻原因，还有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原因。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缓慢，广大农民利益集团严重缺失，农民在国家政治社会中并没有什么话语权，因而国家的农业经济政策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利益，农业补贴政策迟迟得不到国家政府的重视。由于文化的差异性，给各个国家带来的对农业问题的关注以及完善相应的农业补贴政策制度也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为此，应积极加强国际合作，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通过借鉴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有效的农业管理制度，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为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第四，法制存在的多样性。在欧美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和实现政策目标的措施都是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而不是政府发布政令。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相关法规对补贴政策目标、预算安排、政府执行机构的职责范围甚至是政策的实施期限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且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对这些法规进行适时修改和完善，保证了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稳定性、公开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目前中国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基本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中都没有对农业补贴做出详细规定，而往往是以政策和计划的形式来实施农业补贴政策，使得农业补贴措施的实施力度、补贴资金的使用、补贴责任主体的明确等各方面存在漏洞，农业补贴措施的实施效率大打折扣。
三、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理论逻辑
通过对农业补贴的历史及国际环境的考察可知，由于农业的特殊性，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予以高度重视。中国农业补贴的立法，忽视了农业的重要基础性地位、多功能性和弱质性，忽视了对农民利益、农民平等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障，导致了农业补贴立法在先天上的不合理性。中国农业必须积极应对国际农业环境，将国内支持政策和边境保护手段相结合，有效抵御国外农产品的冲击，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农业补贴立法中要以平等生存权和发展权为中心，以保护农民利益视为农业补贴的核心理念。
（一）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历史发展
生存权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思想萌芽早在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②]生存权首次明确列入法律规范，受到宪法明文保障的是德国的《魏玛宪法》（1919年）。近年来，生存权这一概念尤其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频繁使用，用来表示国家和民族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在经济上先进、政治上民主和文化上多元的西方国家和民族）一道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权利。1991年，我国发表 《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其中就认为 “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而且，至今仍然是一个首要问题”。[③]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民于国际上争取和维护人权的斗争中，这一权利受到特殊重视，被视为他们需要努力争取实现的首要人权。塞内加尔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员凯巴•姆巴耶于1970年正式提出，发展权是一项人权，因为人类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存。[④]发展中国家很快就将发展权的权利主体演绎为集体（国家），认为发展权是民族自决权的延伸，是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的国际环境下谋求生存与发展，自主决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向的权利。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社会越来越理性地从人类发展与实现人权这两者的结合上来认识发展权。基于发展权利宣言之“发展是一个全面的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发展过程，其目的是要实现全人类与所有个人的福祉”，发展权被诠释为（选择）发展方式的权利或（参与）发展进程的权利、人权途径的发展。
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基本的人权。这一立场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赞同。现阶段中国人民生存权的充分实现，不仅在于温饱问题的解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在于对公民生存权的社会保障。目前，中国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实现国家发展权的具体体现。随着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人民将会充分享有与我国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并且还要实现更高层次和更广泛的人权，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进程。
（二）农业补贴中不同主体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差异性需要
农业补贴参与者主要有农户、加工企业、中介组织、营销企业、科技机构和政府。各参与者扮演着不同角色，产生不同的效应并创造着各自的利益。正确认识各不同角色在农业补贴中的定位和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差异性需要，才能发挥其自身优势功能，创造最大效益。
1．农民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在现时的中国，农民的生存权具有两大特点：生存权的弱者身份性与生存权的脆弱性。显然，农民作为人而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为保障人之生存而需要享有的权利。对农民生存权的保障需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使农民能够“像人那样生存”；只有实现了农民的生存权，并且是像人一样的生存，才谈得上“人格和尊严”这一许多人权学说或宣言所追求的目标。农业补贴的基本理念就是通过国家（政府）的积极作为，凸显对农民群体的倾斜性保护，以保证其有尊严的、体面的人类基本生活，进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同时，“人的尊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人要使自己及其家庭获得作为人应有的生活水平的能力。只有借助发展，人的食物权、衣着权、庇护权、医疗权、就业权和教育权才能得到充分实现。”[⑤]人是发展进程的主体，发展政策应尽量使每个人成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而非造就一批“边缘人”和“牺牲品”。具体到农民发展权中，就是农民的生活状况不至于恶化；农民作为社会中的平等人格不至于被贬低和否定；农民作为追求自由的私人性和参与公民政治生活的公共性不至于被束缚和扼杀。在现时社会，农民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化程度，增强在实践活动中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能力才能适应日益发展着的社会对人的整体素质和能力的越来越高的客观要求。[⑥]
2．政府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国家的典型代表机构是政府，政府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集中表现为政府主义或国家主义把生存权与发展权解释成一种集体的权利，这种集体的权利不属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属于国家和政府并最终归结为统治者的权利。集体权利的主体是民族和国家。集体权利是个人权利得以充分实现的先决条件和必要保障。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国家主权，无法自主决定其国家事务和自由谋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那么这个国家人民的个人权利也就得不到保证。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国际人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集体人权的新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实践证明，西方人权观把个人权利同集体权利绝对对立起来，既不符合现实状况，也不利于发挥国家在维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⑦]
政府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与政府对个人生存权与发展权的赋予在本质上和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并不是仅仅让个人获得对抗国家的权利。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性质，并不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是为了与国家和政府过不去，是为了在民众与政府之间挑起冲突，引起骚乱。正相反，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并不必然以对抗国家为前提，不仅仅要求国家合作，而同时也要求积极配合国家或政府。在个人与国家完全对立的地方，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不可能得到尊重和实现的。因此，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目的不是为了对抗国家，而是赋予了国家更积极的道德使命，使得国家的目的、职能和手段更为合理、正当。
3．农业企业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企业生存权、发展权是企业根本利益。作为农业补贴制度主体之一的农业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即是市场经济中独立的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企业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动力，也是其生存与发展的目的。经济利益是其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实质和核心。作为“经济人”，企业立足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表明其直接动机并不在于关心和促进农民或其他利益主体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公司带农户，重要的是要靠利益纽带去带动，没有利益，就无法促成两者通过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机制形成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上的“产业链”就无法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而相反，正因为因为利益的存在，既保护了农民利益又维护了企业利益，双方互惠互利、同舟共济，共同实现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4．农村社区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在农业补贴制度中，供农民参与分配的利益会逐渐增多，在以农民为中心的主体发展权和以土地为主的客体发展权要求下，通过个人和政府的双重选择进行利益重构，从发展权利的原点出发，以农村社区生存权与发展权为时空载体，在动态发展中寻求农民权益保护。农村社区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主要是以农村社区生存的形式保障农民的生存权益的集体实现，以农村社区发展的形式促进农民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集体实现。农村社区生存权与发展权属于集体人权，但它又区别于一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主客体时空载体融合而成，其表面上是社区所享有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权利，实质上是社区成员所享有的现实生存、发展权利，是个体生存权、发展权在主客体融合的时空载体下实现的一种集体形式。
农村社区生存权、发展权的满足主要从两个层面得以实现，其一是外部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即通过法律实现社区所享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权利。其二是内部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即通过内部民主治理形式，按照民有、民享、民管原则，实现社区成员的生存、发展权利。农村社区生存权、发展权的满足有一个自身固有的过程。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农民这一庞大的弱势群体，在满足基本生存权利后，在此基础上，应让农民真正平等地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并平等的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保障农民权益应从传统单纯的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权向实现农民发展权转变，以促进农民的全面自由充分发展来促进农民基本权益的实现。
（三）农业补贴制度与实现不同主体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关系
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因此，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和核心。“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⑧]享有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这样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
不可否认，中国几十年农村一系列制度变革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就主观感受而言，农民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从自身利益出发，总会倾向于关心自身利益的增加，一旦发现不平等、不合理就会产生消极情绪。无论物质生活水平被提得多高，也无法替代他们对社会平等的需要。马克思曾指出：“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他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⑨]而从客观现实来看，当前中国社会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确存在大量起点不平等、过程不平等、结果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参与不平等、发展不平等的现象。因此，当前在社会经济结构深刻变迁、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大量的矛盾开始涌现、中国的发展面临关键的临界点的情况下，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从制度着手，“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⑩]
而农业补贴制度正是迎合了这种特定历史的需要。农业补贴制度与实现不同主体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存在着密切的互动性。首先，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实现有赖于农业补贴制度的完善和实施。农业补贴作为向内倾斜[11]农村公共财政，在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维护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农业补贴来改善农业、农村发展资源瓶颈，农业的稳步发展也就为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创造了现实基础，最终推动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故此，农业补贴的制度化是保障和完善农民生存与发展权益的最佳途径之一。其次，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实现是巩固和强化农业补贴制度的坚强后盾。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是一项综合人权，它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的发展，还包括了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全面进程，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实现提高了中国民主、法治化的水平，发挥了人民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从而为农业补贴制度的安排和设置提供了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基础。
海南省流动人口管理规定
海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７８号）
《海南省流动人口管理规定》已经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８日海南省人民政府第９４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阮崇武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海南省流动人口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促进本省经济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流动人口，是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城市市区或者农村乡、镇，到其他地区暂住的人的总称。具体的流动的自然人称为流动人员或者暂住人。
第三条 流动人口管理实行属地管理的原则，以基层管理为主，服务与管理上结合，以服务促管理。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领导，
公安机关是流动人口管理的主管机关。
人事劳动、建设、交通、工商、税务、民政、卫生、计划生育等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公安机关做好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下分别简称居委会、村委会）应当积极配合政府各行政部门做好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持有暂住证在本省居住１年以上有正当职业的人员，在申请出境旅游、子女入托入学、购买住房等方面享有有暂住地常住户口的居民的同等待遇。
第六条 流动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流动人员应当遵纪守法，服从当地人民政府的管理，维护暂住地的治安秩序、环境卫生，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第二章 暂住登记和发证
第七条 对流动人员实行暂住登记和申领暂住证制度。
流动人员应当在到达城市市区暂住地５日内或者在到达乡、镇暂住地１０日内向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
在暂住地拟居住３０日以上、年满１０周岁的流动人员，在申报暂住登记的同时，应当申领暂住证。
第八条 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暂住在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的，由单位负责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
（二）暂住在建筑施工场所或者个体经营场所的，由场所负责人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
（三）暂住在出租、出借房屋的，由屋主或者其委托代管人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
（四）暂住在居（村）民家中的，由户主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
（五）暂住在船舶上的，由船主到船舶停泊地的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
（六）其他暂住人员，由本人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
第九条 申报暂住登记或者申领暂住证，应当提交下列有效证件：
（一）暂住人的居民身份证；
（二）容留暂住人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合法资格证件。
暂住人是育龄妇女的，还应当提交暂住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出具的海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查验证明书。
第十条 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其他地区探亲、访友、就医、就学的人员以及在本市、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流动的人员，应当申报暂住登记，无需申领暂住证。
暂住在宾馆、旅店、招待所、医院的人员，依照旅馆业管理及留医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登记，无需申领暂住证。但在宾馆、旅店、招待所中包房居住超过１个月的，应当申领暂住证。
第十一条 劳改、劳教人员保外就医和劳教人员因故请假回家的，必须在到达暂住地２４小时内，由户主和本人持劳改、劳教机关出具的证明，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返回时应当申报注销。
第十二条 外国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按照我国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办理登记。
第十三条 暂住证为持证人在暂住地合法居住的证件，应当随身携带，以备查验。
暂住证在同一市、县、自治县范围内有效。
暂住人员在市、县、自治县辖区内变动暂住地址的，应当在变动之日起３日内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四条 暂住证有效期限最长为１年。有效期满后需继续暂住的，应当在有效期满前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办理延期或者换领手续。
第十五条 暂住证不得伪造、涂改、转让、买卖、出借。
第十六条 暂住证登记的内容需要更正的，应当及时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办理更正手续。
暂住证丢失的，应当及时审报补领。
第十七条 暂住人员离开暂住地时，应当向发证单位交回暂住证。
第三章 户口迁移
第十八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并申办本省城镇常住户口的，应当予以批准：
（一）常住户口在城镇的公民，其配偶、父母、未成年子女，要求到其所在城镇一起居住的；
（二）在城镇有正当职业并购有商品房或者合法建有住宅，要求迁入居住的；
（三）在本省投资兴办工业、农业或者第三产业项目，投资数额较大的，其本人及其配偶、父母、未成年子女，要求迁入城镇居住的；法人投资或者境外投资者投资的，可以分配给该法人或者投资者相应的入户指标；
（四）符合人才引进条件的省外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要求迁入所到城镇居住的。
中等以上城市应当根据本市增容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入户人员进行指标控制。
第十九条 申办城镇常住户口，应当根据前条第一款不同项的内容分别提供下列材料：
（一）常住户口证件；
（二）房屋产权证；
（三）亲属证明和投资数额证明、营业执照和其他证明材料；
（四）人才引进的有关证明材料。
第二十条 申办城镇常住户口，必须以书面形式向住所地公安派出所提出申请，由公安派出所报经市、县、自治县公安机关批准后办理。
第二十一条 办理常住户口入户应当征收相应的城市增容费，收费办法和标准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拟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章 劳务管理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事劳动行政部门负责流动人员的就业管理，加强劳动监察、查处违反人事劳动法规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离开本市、县、自治县外出务工经商的人员，应当在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市、县、自治县人事劳动行政部门办理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
第二十四条 暂住人员凭居民身份证、暂住证和常住户口所在地发放的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到暂住地人事劳动行政部门申领海南省外来人员就业证（以下简称上来人员就业证）。
流动人员必须取得外来人员就业证后才能在本省务工或者经商；其中从事经营活动的，还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申领营业执照。
第二十五条 聘（雇）用流动人员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查验被聘（雇）人的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暂住证和外来人员就业证（以下简称“三证”），不得雇用“三证”不全的人员。
聘（雇）用流动人员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维护被聘（雇）人的合法权益，严格内部安全管理，不得扣押被聘（雇）人的居民身份证、暂住证和其他合法持有的证件。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事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向流动就业人员提供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规、政策咨询，用工信息咨询，劳动合同指导、鉴证，劳动争议仲裁等就业服务。
第二十七条 在海口市和琼山市的中央、部队、省直（含所属）单位和省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的企业的流动人员就业由省人事劳动行政部门管理；省农垦系统、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流动人员就业由省农垦、洋浦经济开发区人事劳动行政部门管理；其他流动人员就业由各市、县、自治县人事劳动行政部门管理。
第五章 居住管理
第二十八条 单位或者个人出租房屋，应当到当地公安派出所登记和签订治安责任书，并到房地产管理部门申领房屋租赁证。
第二十九条 房屋出租人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核对承租人的身份证件，不得将房屋出租给无有效身份证明的人员；
（二）负责或者督促代管人在规定日期内到当地公安派出所办理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对育龄妇女还必须督促其凭常住地婚育证明到暂住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办理海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查验证明书；对务工经商人员还必须督促其凭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到暂住地人事劳动行政部门办理外来人员就业证；对拒办或者逾期未办理“三证”的人员不得向其出租房屋；
（三）承租人生产经营与生活同在一室的，必须督促其采取相应的公共安全防范措施；
（四）发现承租人有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嫌疑的，应当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公安机关，不得包庇、纵容；
（五）对承租人进行遵纪守法宣传教育，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做好防火、防盗等治安工作。
房屋出借人参照前款规定承担相当于出租人的责任。
第三十条 房屋承租人、借用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规定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外来人员就业证和婚育证明；
（二）未经出租（出借）人同意，不得将租用（借用）的房屋转租（转借）他人使用；
（三）严禁利用出租、出借房屋生产、经营、储存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
（四）不得从事危害社会和公共安全的活动。
第三十一条 留宿在居（村）民家中的探亲、访友、旅游、出差、就学等人员，户主应当向居（村）委会或者本单位保卫部门报告，并携带有关证件到当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
第六章 其他管理与服务
第三十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流动人员从事经营活动进行管理：
（一）核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时，对应当办理“三证”的人员核查“三证”等有关证件；
（二）对务工经商人员进行法制道德教育，查处违法经营活动。
第三十三条 公安机关负责流动人员中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正当生活来源的流浪乞讨人员（以下简称“三无人员”）的收容工作；民政部门负责“三无人员”的遣送工作和流动人员的婚姻登记管理。公安机关与民政部门在收容遣送“三无人员”工作中应当相互协助。
第三十四条 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对流动人员的计划生育进行管理：
（一）负责计划生育证明的发放和查验；
（二）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三）提供避孕药具和节育技术服务；
（四）查处违反计划生育法规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流动人员的健康检查、卫生防疫工作，查处违反卫生法规的行为。
第三十六条 建设行政部门负责对建筑施工队伍和工地的管理以及流动人员聚集地的规划管理；负责小城镇的开发建设，以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就近转移；负责对房屋出租的管理和市容、环境卫生监察。
第三十七条 驻琼部队应当配合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做好营区内流动人员的管理工作。
第三十八条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在流动人员较集中的地方，修建简易的劳动公寓和与之相配套的服务设施，供流动人员居住和使用，简易劳动公寓和与之相配套的服务设施可以交由所在地的居（村）委会负责管理。
流动人员集中居住１００人以上和成建制单位５０人以上的，应当建立治保、调解组织。
严禁流动人员自搭自建棚屋居住。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所述的暂住登记、暂住证、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外来人员就业证、房屋租赁证及计划生育证明等可以由当地居（村）委会接受委托代为申报办理，为流动人口管理提供优质服务。
居（村）委会提供前款所列服务，可以适当收取费用；收费标准由省物价管理部门制定。
第四十条 流动人口管理工作过程中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必须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地方和部门不得擅自增设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准。
第七章 奖罚
第四十一条 对模范遵守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和单位给予表彰、奖励：
（一）暂住人员在本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二）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成绩显著的；
（三）及时发现、制止流动人员中的违法犯罪活动，提供线索，协助公安、司法机关破获案件或者对维护治安秩序做出突出贡献的。
第四十二条 流动人员违反本规定，按照下列办法处罚：
（一）逾期不申报暂住登记或者不申领暂住证，或者暂住期满未按照规定办理延期手续的，由公安机关依照公安部发布的《暂住证申领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二）未办理营业执照或者违法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依照有关法规的规定处罚；
（三）应当办理但未办理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外来人员就业证的，由人事劳动行政部门依照劳动管理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罚；
（四）违反计划生育有关规定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照计划生育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三条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规定，按照下列办法处罚：
（一）未向公安机关和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出租登记手续私自出租房屋的，由公安机关和房地产管理部门依照各自权限责令限期改正，并没收非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月租金５倍以下罚款；
（二）出租人、出借人将房屋出租、出借给无有效证件承租人、借用人的，由公安机关和房地产管理部门依照各自权限给予警告，可以并处月租金３倍以下罚款；
（三）单位或者个人聘（雇）用“三证”不全的流动人员的，由公安机关或者人事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按照每使用１人处５００元罚款；
（四）非法扣押暂住证、居民身份证和其他由流动人员合法持有的证件的，由公安机关对单位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予以警告，可以并处５００元以下罚款；
（五）单位对其聘（雇）用的流动人员不履行管理职责，致使单位内部治安秩序混乱，发生刑事案件或者重大治安案件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六）对流动人员自搭自建棚屋居住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责令搭棚人限期拆迁；土地使用权人不责令搭棚人限期拆迁的，每居住１人处１００元罚款；搭棚人拒不拆迁的，每居住１人处１００元罚款；上述处罚由建设行政部门作出，同时强制拆除违章搭建的棚屋；
（七）对伪造、涂改、转让、买卖、出借暂住证的，予以警告，可以并处５００元以下罚款；行为人因上列行为有非法所得的，除予以没收外，可以并处非法所得１－３倍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对违反本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用工单位、雇主和房屋出租人、出借人容留暂住育龄妇女计划外生育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照计划生育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或者对提起复议期限另有具体规定的，从其规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七条 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和流动人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暂住证、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外来人员就业证、房屋租赁证分别由省公安机关和省人事劳动、建设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统一印制。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６日发布的《海南省暂住人口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