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民行部门不宜直接侦查案件/杨涛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13:06:51 浏览: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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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民行部门不宜直接侦查案件
杨 涛
新华社长沙４月１０日电，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近日宣布：检察官在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如发现法官职务犯罪的线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可以经检察长批准进行初查和直接立案侦查，并以此加强惩治司法腐败力度，推动法律监督。(《新京报》4月11日)
尽管说，法律监督权力总体上由检察机关行使，但是具体到各项监督权在检察机关那个部门来行使或者说法律监督权力如何在检察机关内部具体配置却是有学问的。笔者认为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有效率，有利于权力高效运转；其二是权力能受制约，法律监督权之间也应当监督与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三是要符合法律监督与司法工作的规律。因此，权力在部门之间配置时不能一味强调一方面，如在检察机关中设置了反贪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一起职务犯罪案件在公诉到法院之前，要经过反贪部门侦查、侦查监督部门批准采取强制措施和公诉部门审查起诉，这体现了检察机关内部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如果一味强调效率，那么很显然由反贪部门侦查、逮捕、公诉一体操作最高效。
很显然，由于民行部门的主要职能是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所以，他们经常与当事人和法官打交道，能近距离地与及时地发现司法腐败问题，赋予民行部门的检察官对法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整合在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中的抗诉和查处职务犯罪两种监督手段，惩治司法腐败。 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仍然是一种弊大于利的做法。
首先，这种做法过多地从效率上考虑而没有考虑到进行检察机关内部的权力监督与制约，不利于公正执法。民行部门的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应当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但是一旦抗诉提起后，事实上，民行部门检察官的工作业绩就与抗诉的成败有了一定关系。如果赋予他们侦查权，就很难保证其不会利用侦查权来达到抗诉成功的目的，从而使被申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而由反贪部门来进行侦查，至少在内部可以增加一道制约程序，防止权力的滥用。
其次，由民行部门检察官来行使侦查权也并不符合司法工作的规律。检察官是法律监督者，但不是法官之上的“法官”。因此，检察官要使得民事行政案件监督成功，还是必须经过法定的程序，最终由法官来判断。但是，民行部门检察官既提起抗诉又享有侦查权，法官在断案中就不得不考虑检察官的眼色来行事，使民行检察官事实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
最后，其实民行部门检察官来行使侦查权对于高效行使侦查权也并不一定十分有利。因为，民行检察官主要从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审查，侦查经验不多，侦查手段也有限，而且实践中民行部门人员也比较少，而反贪部门的人员有从事侦查的长期经验和技术手段，他们更有能力集中力量侦查。
因此，事实上，民行部门的检察官在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发现法官职务犯罪的线索时，将线索转给反贪部门进行侦查，并给予相应的配合，应当是一种符合效率、司法规律和利于权力制约的比较可行的做法。所以，不宜将法官职务犯罪案件交由检察机关民行部门直接侦查。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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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涛
新华社长沙４月１０日电，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近日宣布：检察官在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如发现法官职务犯罪的线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可以经检察长批准进行初查和直接立案侦查，并以此加强惩治司法腐败力度，推动法律监督。(《新京报》4月11日)
尽管说，法律监督权力总体上由检察机关行使，但是具体到各项监督权在检察机关那个部门来行使或者说法律监督权力如何在检察机关内部具体配置却是有学问的。笔者认为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有效率，有利于权力高效运转；其二是权力能受制约，法律监督权之间也应当监督与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三是要符合法律监督与司法工作的规律。因此，权力在部门之间配置时不能一味强调一方面，如在检察机关中设置了反贪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一起职务犯罪案件在公诉到法院之前，要经过反贪部门侦查、侦查监督部门批准采取强制措施和公诉部门审查起诉，这体现了检察机关内部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如果一味强调效率，那么很显然由反贪部门侦查、逮捕、公诉一体操作最高效。
很显然，由于民行部门的主要职能是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所以，他们经常与当事人和法官打交道，能近距离地与及时地发现司法腐败问题，赋予民行部门的检察官对法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整合在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中的抗诉和查处职务犯罪两种监督手段，惩治司法腐败。 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仍然是一种弊大于利的做法。
首先，这种做法过多地从效率上考虑而没有考虑到进行检察机关内部的权力监督与制约，不利于公正执法。民行部门的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应当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但是一旦抗诉提起后，事实上，民行部门检察官的工作业绩就与抗诉的成败有了一定关系。如果赋予他们侦查权，就很难保证其不会利用侦查权来达到抗诉成功的目的，从而使被申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而由反贪部门来进行侦查，至少在内部可以增加一道制约程序，防止权力的滥用。
其次，由民行部门检察官来行使侦查权也并不符合司法工作的规律。检察官是法律监督者，但不是法官之上的“法官”。因此，检察官要使得民事行政案件监督成功，还是必须经过法定的程序，最终由法官来判断。但是，民行部门检察官既提起抗诉又享有侦查权，法官在断案中就不得不考虑检察官的眼色来行事，使民行检察官事实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
最后，其实民行部门检察官来行使侦查权对于高效行使侦查权也并不一定十分有利。因为，民行检察官主要从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审查，侦查经验不多，侦查手段也有限，而且实践中民行部门人员也比较少，而反贪部门的人员有从事侦查的长期经验和技术手段，他们更有能力集中力量侦查。
因此，事实上，民行部门的检察官在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发现法官职务犯罪的线索时，将线索转给反贪部门进行侦查，并给予相应的配合，应当是一种符合效率、司法规律和利于权力制约的比较可行的做法。所以，不宜将法官职务犯罪案件交由检察机关民行部门直接侦查。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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